本名Chloe Anthony Wofford，1931年生於美國俄亥俄州樂仁鎮。1953年畢業於華府以專收非裔學生揚名的郝華德大學（Howard University）英文系，兩年後取得康乃爾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專研福克納和吳爾芙意識流小說。1965年起在紐約州雪城藍燈出版社分社擔任教科書編輯，之後並獲聘為紐約市藍燈出版社總社編輯。在工作與育兒之餘，她開始從事小說創作。1970年出版第一部小說《最藍的眼睛》（The Bluest Eye），此後創作不輟，陸續出版《蘇拉》（Sula, 1973）、《所羅門之歌》（Song of Solomon, 1977）、《黑寶貝》（Tar Baby, 1981）、《寵兒》（Beloved, 1987）等四部小說，其中，《所羅門之歌》榮獲全國書評家協會獎；《寵兒》贏得普立茲獎小說類獎項。其間，並因其傑出的創作表現，先後受聘於知名大學任教，1989年更榮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在該校教授文學創作迄今。1992年，小說《爵士樂》（Jazz）和文學論述《在暗處戲耍：白色和文學想像》（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出版。次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獲獎頌辭推崇其作品具有史詩力量，以精準的對話詩意盎然地呈現出美國黑人的世界。近十多年來，創作力始終亢沛不墜，長篇小說《樂園》（Paradise, 1997）和《Love》（Love, 2003）出版之後依舊佳評如潮。
譯者簡介
李秀娟
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比較文學博士，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副教授，開設「美國文學」、「亞美文學」、「精神分析與電影研究」等課程，相關論文散見國內外學術期刊。
童妮．摩里森的第二本小說《蘇拉》（Sula）在一九七三年出版，當年四十二歲的摩里森，還沒有登上人生的峰頂。在《蘇拉》面世三年以前，摩里森剛以《最藍的眼睛》（The Bluest Eye; 1970）在文壇上嶄露頭角。《蘇拉》雖然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的提名，四年之後摩里森會以《所羅門之歌》（Song of Solomon; 1977）贏得全國書評家協會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八年之後，隨著《黑寶貝》（Tar Baby; 1981）的出版，她會登上《新聞周刊》（Newsweek）封面；十五年之後，在一九八八年，《寵兒》（Beloved; 1987）會先為她贏得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的肯定；而在《蘇拉》出版之後整整二十年，摩里森更將以《寵兒》榮膺一九九三年諾貝爾桂冠，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非裔女性作家。在《寵兒》締造的創作高峰之後，摩里森仍然筆力不輟，先在一九九二年揉和文學創作與爵士樂結構，撰寫文字風格一新的《爵士樂》（Jazz），一九九七年再推出人物、結構、敘述聲音多元複雜的史詩式巨作《樂園》（Paradise），完成了《寵兒》、《爵士樂》、《樂園》三部曲。接著，在二○○三年，也是《蘇拉》出版之後三十年，摩里森推出《LOVE》（Love），再以聳動的情節與糾結的人物關係，詮釋多年來她一直關注的主題──「愛」，將愛與恨、愛與權力、愛與暴力的關係處裡得淋漓盡致。
綜觀摩里森綿延已近四十年的創作生涯，每一部作品幾乎都可以被視為里程碑。而隨著一部又一部擲地有聲的作品面世，讀者也一次又一次獲得在不同時間點上重新審視摩里森每一部作品的機會。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幫摩里森製作年表，依時間先後順序勾勒出她如何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單親母親，躍身成為世界文壇舉足輕重的人物，摸索她從處女作初試啼聲到榮膺文學桂冠的垂直生命軌跡，摩里森的作品似乎更可以被放入一個透過不同時間點的連繫而穿越時間縱軸的網絡中，彼此連結、互為對話。首先，談摩里森創作宇宙中的時間連結，不能忽視在她的作品中，真實歷史背景所構築的時間網絡。摩里森鍾情虛構，卻不忘透過想像進行獨樹一格的歷史考掘；她的作品多植基於非裔子民自十七世紀以來由非洲大陸離散、遭奴役、消音、與掙扎再起的歷史某一段落。《最藍的眼睛》是八部小說創作中自傳色彩最濃厚的。小說以摩里森在俄亥俄州的家鄉樂仁鎮（Lorain）為背景，寫的是摩里森自己成長的年代，即二十世紀中期美國中西部小鎮黑人家庭的故事。《蘇拉》將《最藍的眼睛》的歷史時間向前、後延展，從第一次世界戰後寫到一九六○年代黑人民權運動方興未艾之際，其中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與黑人社群的變遷。《寵兒》則將摩里森關懷的歷史時間往前推到十九世紀中期，重啟美國蓄奴制度之下非裔子民的創傷記憶。《爵士樂》再度將歷史時間向後延伸，這次是以二十世紀初非裔子民由美國南方大舉北遷（the Great Migration）至北方大城市與哈林文藝復興（the Harlem Renaissance）的歷史為背景，寫一則黑人在紐約，融合音樂的愛情故事。《樂園》中的虛構敘事不斷指涉非裔美國真實的歷史事件，作為故事背景的歷史時間由一八七○年代延伸至一九七六年。 《LOVE》故事發生的時間則由一九二九年綿延到一九九○年代。可以見得，摩里森不斷透過小說創作，在不同的時間點拾起歷史片段，讓歷史時間在不同的故事之間互有交疊、互為補足，開展成為前後左右串接，過去、現在、與未來聲息互通的非裔族群歷史網絡。
《蘇拉》毫無疑問是一部攸關記憶的小說。當然，記憶在摩里森的小說敘述中可以說無所不在。《寵兒》中廣為流傳的名句，「那不是一則可以流傳的故事」（”It is not a story to pass on”），鮮明地訴說了回憶的困難和痛苦。然而，《寵兒》全書寫的正是一則揮之不去的歷史記憶，寵兒的現身，具形化了非裔子民所遭受的種族創傷，讓歷史變得有血有肉，也讓記憶的過程變成一種即使不願意，終究還是不得不承受的痛。《蘇拉》當然也帶入了真實歷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戰場中「飽受摧殘與永久驚嚇」的薛德瑞（Shadrack），還有從戰場歸來之後即鎮日吸毒、夢想鑽回母親子宮的梅果（Plum），說明了戰爭為個人、家庭、與社群帶來的傷害。另外，整部小說在首章之後由「一九一九年」開始，到最後一章「一九六五年」，每一章均以一個特定的年份為標題，給了整部小說一個看似明確的歷史框架。和《寵兒》不同的是，《寵兒》的寫作源起於一則報導，記憶一名黑人母親寧願弒子也不希望其淪為奴隸的真實歷史事件，《蘇拉》則虛構了俄亥俄州的城鎮梅德里安（Medallion），以座落於這座城鎮山坡上的黑人社區（neighborhood）「麓谷」（the Bottom）為回憶對象。另外，《寵兒》再現的是一段不堪回首的黑人遭奴役歷史，《蘇拉》透過虛構搬演的則不只是黑人歷史的創傷片段，還包括在時光流逝中對「麓谷」深深的懷念。或許，兩本小說在處理記憶議題上最大的不同是，《寵兒》寫被壓抑歷史的復返（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history），寫復返的歷史幽魂為現時生活帶來的波動，逼得原本希冀自我封閉的現時生活不得不重新面對歷史過去，《蘇拉》則藉由創造虛構的記憶對象刻意搬演記憶的氛圍，形塑一種記憶的姿態，重點不盡在於重啟真實的歷史過去，也不在於是否有時間縱軸上確切的歷史指涉點，而在於記憶的形式本身能成就些什麼。
在這一段獻辭裡，摩里森不只將《蘇拉》獻給了自己的兩個兒子福德（Harold Ford Morrison; 1961- ）與史萊德（Slade Kevin Morrison; 1964- ），更為《蘇拉》這部小說的記憶敘述策略下了一個有趣的註腳：「思念現在」不只表達了對現時人事物的珍惜，更是用歷史光環為之加冕，將其鑲框留駐在文字編寫的歷史中，成為時光流逝中值得追憶的對象。
摩里森擅寫記憶，執著於回憶的重要性，但是回憶的思緒在她的作品中不只可以進入過去，還可以摸索開啟未來的時間窗口。摩里森不只一次表示，創作的目的是為了要「想見想不到的」（”think the unthinkable”）。寫作應該指向未來，意在想像的開展。在《蘇拉》所鋪陳的時間網絡中，我們的確可以看見追悼過去的策略和投射未來的努力如何密不可分。《蘇拉》表面上記述一個黑人社區的崩潰、女性情誼的失敗。這一個「麓谷」淪為過往煙塵的記憶，似乎悲觀地陳述非裔子民在美國主體凋零與社群離散的宿命。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麓谷」只是在虛構的情節敘述中被說成是消失了。《蘇拉》一邊搬演「麓谷」辛酸的歷史，一邊其實對這個黑人社區的愛恨點滴投以最深情的一瞥，既看它如何走向傾圮，也看它曾經如何能包容、滋養各色各樣的非裔子民。更明確地說，透過記憶，《蘇拉》寫的不只是已經消失的虛構黑人社區「麓谷」，而是在投射一個（過去或未來、或一直）可能存在的黑人生活方式。是《蘇拉》構築的時間讓「麓谷」永遠存在，成為令人永難忘懷，得以介入現在與未來非裔美國族群想像的一塊地方。
簡單地說，虛構過去成了改變未來的一種策略。過去的不可能可以為未來的可能鋪路。在《蘇拉》的最後一章，妮兒來到「櫸木果墓園」悼念死去已有二十五年的蘇拉。蘇拉和母親哈娜（Hannah），還有梅果、珍珠（Pearl）四個琵思（Peace）家族的成員埋在一起──「四塊石碑上的字，連起來念像首頌歌：琵思一八九五~一九二一，琵思一八九○~一九二三，琵思一九一○~一九四○，琵思一八九二~一九五九。」摩里森在這裡不只玩弄「Peace」既是姓氏，也意味「和平、平靜」的一字雙關，更饒富意義地翻轉歷史過去的失落為對未來的憧憬。妮兒這樣解讀這一排像頌歌般的墓誌：「它們代表的不是死去的人。它們是一排字。也不只是字。它們是祝願，是渴望。」由哀悼逝去的琵思家族與／或失落的和平／平靜，妮兒的記憶被轉化為對未來的祈願與祝禱。透過《蘇拉》在文字裡對殞落的琵思／和平／平靜的思念（to miss the missing Peace/peace），琵思／和平／平靜或許會獲得更多在未來現實中實現的可能。
我要感謝資深摩里森研究學者何文敬教授的推薦，以及台灣商務印書館的支持，讓我有機會翻譯《蘇拉》。何教授細心閱讀了譯文與譯序，提供寶貴的修改建議，更慷慨傳承了翻譯摩里森作品的經驗，讓筆者受益良多。我還要感謝我的學生，也是極具潛力的新生代摩里森研究學者楊志偉在整個翻譯過程中的協助。他細心地校訂翻譯初稿、找尋資料、撰寫部分譯註、並就翻譯文字的使用提出許多精彩的建議，讓譯文增色不少。我還要特別感謝台師大英語系高瑪麗教授（Professor Mary Goodwin）。她不厭其煩地回答我對《蘇拉》文字上的許多疑問，讓譯文得以更精確地掌握摩里森的文字奧微。另外，在翻譯的過程中，筆者再次拜讀了何文敬教授《寵兒》與馮品佳教授《LOVE》的中譯本，深受兩位學者流暢的譯筆與學術用心所啟發。最後，我要感謝商務編輯團隊在編務上的專業協助，讓譯文得以最完整的面貌呈現在中文讀者面前。摩里森在文學創作中搬演記憶，而筆者謹希望能藉此序文，記憶為《蘇拉》中文譯作付出努力的朋友們，還有二○○七年從盛夏到深秋，這一段翻譯《蘇拉》的難忘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