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根本就不是一場實力對等的戰爭。曾先後十八次到過中國從事鴉片貿易的商人安德魯（Andrew），在致英國政府的一封信中，認為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弱的國家，只靠著系統的謊言、妄誕的諭旨、人民的愚昧來維持......對其勇敢地施用武力，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早在一八三二年，英國駐廣州商員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 1802-1881）就曾率員七十多人乘阿美士德號（Lord Amherst）英輪由澳門出發，以考察商情為名，對廣州、廈門、福州、舟山、寧波、上海、威海等地進行過一番軍事偵察，對中國沿海所設炮位、守備兵力、武器裝備、戰船數量等瞭解得一清二楚，並測量繪製了沿途航道、河道、海灣的詳細地圖。在上海，他們發現清軍使用的武器還是原始的弓箭、大刀與藤牌，雖有少量火槍，但已成為擺設，因為上面全都生鏽了。於是，胡夏米不由地輕蔑說道：「只要有五十名意志堅定、訓練良好的士兵，或比這個數字更少，就可以徹底消滅比這五百人更多的軍隊。」他認為只需三個月，就可武力解決中國。另一隨行的德國醫生兼傳教士甲利（即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更是狂妄地說道：「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隻組成的整個中國艦隊，都抵禦不了一艘戰艦。」不幸的是，他們的話在此後的戰爭中竟多次應驗。鴉片戰爭期間，清軍總兵力八十萬（八旗二十萬，綠營六十萬），因兼有警察、內衛、國防三種職能分駐全國，作戰時不得不從各地抽調，清廷實際用於作戰的部隊約十萬。侵華英軍最初四千，後增至一萬多。可就這約占英軍總數十分之一的軍隊，竟打敗了十萬清朝大軍，一比十，可見胡夏米所言並非虛妄。而甲利所言之實就更加令人沮喪不已，因為不僅鴉片戰爭期間中國水師未能擊沉一艘敵艦，就是此後建立了近代化海軍北洋艦隊之後，直至清朝覆亡，也未能擊沉哪怕一艘敵人的艦艇。
一八四○年六月下旬，英國遠征軍進抵澳門海口，以六月二十八日封鎖珠江口為標誌，鴉片戰爭正式爆發。然而，英軍僅留少量兵力圍而不打，他們有意繞開廣州，在廈門遞交戰書，主力長驅北上，進犯閩浙沿海，七月六日攻陷浙江定海，八月中旬抵達天津大沽口外。於是，就有了英軍懼怕林則徐之說，認為他在廣東採取的佈防措施使得英軍無隙可乘，不敢輕舉妄動。不僅他人這樣認為，林則徐自己也持如此看法。當他得知定海失陷的消息之後，並未反省己不如人，而是指責浙江方面沒有像廣東那樣嚴加防範。其實，英軍壓根兒就沒想過害怕誰的問題，只是其著眼點並非廣州。英國外相巴麥尊（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 1784-1865）在致海軍部的公函中明確強調，在廣東「不必進行任何陸上的軍事行動」，「有效的打擊應當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戰爭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一種外交手段的延伸。英國政府很清楚，只有直搗京津，讓清廷震悚，才能達到他們所要達到的有效目的。英軍的作戰行動，顯然是在執行巴麥尊的訓令。
此後，南下發動廣州戰役。面對兇猛而凌厲的攻勢，清軍經過三天保衛戰，便以慘敗告終，廣州城不得不升起求和白旗。對此，英國參戰軍官麥華生（Duncan MacPherson）在《在華二年記》（Two Years in China）中不無得意地?述道：「這個驕傲的城市，我們在此常被藐視，國旗常被侮辱。它的人口有一百萬，軍隊誇稱五萬，現在它要在僅占它兵力的十二分之一的人面前受辱。」
三元里抗英，是一次少有的勝利，也是整個鴉片戰爭期間一個極其閃光的亮點。這次民眾自發的保衛家園戰鬥之所以取得勝利，一個最為重要的原因，便是天時、地利、人和。天時：大雨淋濕了英軍的燧發槍，火藥不能發射，使得三元里百姓手中以農具為主的武器上升到與英軍武器同等的水準；地利：英軍縱深追擊不諳地理，被引入全是「爛泥塘」的牛欄岡、唐夏村一帶，因迷路而被團團包圍；人和：三元里民眾為保衛家園奮起抗爭，同仇敵愾萬眾一心，氣貫長虹令敵喪膽。即便如此，三元里抗英戰績也並非後來宣傳的那樣擊斃伯麥（Commodore James John Gordon Bremer, 1786-1850）、畢霞（Beecher）等英軍主將，殺敵數十、一百、兩百、三百乃至七百四十八人等諸多說法。據英人所述，陸軍司令郭富（Viscount Hugh Gough, 1779-1869）於一八四一年五月三十日晨親率三個步兵團及部分孟加拉志願軍開進三元里追擊鄉民，不久突遇大雨，郭富急令撤退。因「天氣陰霾，辨識道路並不容易，稻田成為一片汪洋」，於下午四時才撤出數以萬計的村民包圍圈。撤出後卻發現三十七團第三連約六十人失蹤，郭富急忙調來兩個水兵連前去接應。這兩連水兵配備裝有雷管機、不怕雨水淋濕的「新洋槍」，他們循著槍聲及喊殺聲找到「在稻田上排列成正方形」的失蹤士兵，用排槍驅散圍攻鄉民，終於在當晚九時左右將其接應歸隊。
令人悲歎的是，受制於封建傳統文化，我們步履蹣跚。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明反而成為民族前進的包袱，成為抗擊西方文明的利器，成為回避先進文明的遁詞與隱居所。歷史的惰性如鎧甲般堅硬厚重，在儒家教條文化的籠罩下，要想達到預期的收效與進步，真是難之又難。對此，費正清在《偉大的中國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一書中寫道：「中國有一種深藏不露的文化優越感。當然，正因為這樣，他們在現代落後狀態中受到的恥辱感覺，也就格外強烈。總而言之，中國要現代化不得不比多數國家走得更遠些，改變得更多些，就是因為它停滯不前為時太長了。結果是有一種強大的惰性扼制力，使中國的革命性變革有痙攣性，有時內部抑止住了，有時還帶有破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