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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流離與回歸：三○年代鄉土文學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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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228514
			橫路啟子
			聯合文學
			2009年10月24日
			133.00 元
			HK$ 113.05

詳
細
資
料

* 叢書系列：當代觀典
* 規格：平裝 / 344頁 / 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當代觀典

分
類

文學小說 > 文學研究 > 華文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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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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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簡
介

他們都說：要填補三○年代台灣文學史的空白，本書非讀不可！

向陽、江寶釵、何寄澎、吳佩珍、李瑞騰、林明德、郝譽翔、陳芳明、陳建忠、彭小妍、彭瑞金、焦桐、劉紀蕙、蔡振念、鄭明娳（推薦人按姓氏筆劃排列）

　　一九三○年代處於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發生了「鄉土文學論戰」。回顧台灣文學研究史，當初視此論戰為二○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的一部分，強調台語保存運動的訴求。即使戰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定位隨之改變，然而在討論「鄉土 / 本土」、「台灣意識 / 中國意識」等議題時，日治時期的鄉土文學論戰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出發點。

　　被納入日本帝國殖民地之後已過三十五年後的台灣，台灣人民逐漸遺忘其母語---台語。在此種時代背景之下，發生「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何在？本論文由「鄉土文學論戰」開始，探討一九三○年代當時的台灣社會狀況以及台灣知識分子的思惟。

作者簡介

橫路啟子

　　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日文筆譯組畢業，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曾任輔仁大學外國語學部日本語學科專任講師，現任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台灣文學、日台文化研究、日中比較文學。主要著作有期刊論文〈翻譯/權力---台灣□□□□『台灣論』騷動□□□□□〉、〈賴和「回家」論〉、〈記號□□□的日本---『極樂台灣』騷動□例□〉，學術會議論文〈台灣日語教育中的迷思〉、〈台灣社會的多樣性---『極樂台灣』騷動□□□□〉、〈何謂一九三○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日本拉麵文化的異端兒---來自名古屋的「台灣拉麵」〉、〈文化翻譯試論－以蔡培火的同化思想為例〉、〈言語和 □□□□□□□□□---日本統治期的台灣鄉土文學論爭□中心□〉，譯有焦桐著《黎明的緣》（合譯）、陳瓊華著《□□□海的戀》等。

目
錄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鄉土文學論戰的過程與問題意識
第三章 1930年代初葉的台灣
第四章言文「不」一致的根源
第五章「大眾」的誕生
第六章鄉土文學論戰中的鄉土

序

推薦序１

鄉土作為一種想像

　　爆發於1930年代日本統治時期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對於台灣新文學史的發展可說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轉軸點。在這之前，台灣新文學作家展開了第一波新文學運動，使用白話作為新文學的載具，抨擊舊文學，衍生新舊文學論爭，在論爭過程中走出新路；在這之後，則是透過鄉土文學、台灣話文以及大眾文學的
　　提倡，試圖在日本新文學、中國新文學的夾縫中尋找台灣新文學的領地。
對此我曾在發表於2004年的〈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的交軌：1930年代台灣話文論爭與台語文學運動〉文論中，從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兩個面向進行分析，指出 193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從身分／文化認同的深層結構看，隱藏著台灣作家不同的民族想像，也就是作為台灣人、中國人或日本人的文學的想像；從意識形態鬥爭的角度看，其中又有著一如日本學者松永正義所說的「民族的契機」與「民眾的契機」的矛盾，論爭的底層既具有階級性，但又同時浮現民族想像的介入與差異。這使得此一時期的鄉土文學論戰過程，隨之充滿複雜性與弔詭性，這一群參與論戰的台灣作家顯然面對如此難以解決的課題：

　　徘徊於台灣話文、中國白話文、羅馬拼音文與日本語文之間，要採用什麼語文，才能表現民族的想像共同體？又能實踐當時多半是左翼知識份子的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從而建設一個反映殖民地台灣社會現實的台灣文學，並以文學安慰、啟蒙被統治的台灣勞苦大眾？

　　這樣的問題，必須全面爬梳1930年到1934年有關鄉土文學論戰的文獻，方才可能尋得比較合理的解釋，「鄉土」作為一種想像，在日本統治下，既指涉這群文人對生身之地的台灣想像，也指涉被日本帝國資本主義統治的台灣普羅大眾，其中還摻雜著左翼文學陣營中對於台灣、中國、世界取向的不同思索。要仔細分析其中微妙的差異，也相當不易。

　　日籍學者橫路啟子於2007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一九三○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之歷史析論〉，可說是截至目前為止較全面爬梳此一階段論戰過程、背景與意義的論述。她以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共同體」概念為基礎，針對這個階段的鄉土文學論爭進行全面考察，完成論文；現在她將博士論文加以改寫，以《文學的流離與回歸 ---三○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為書名，交由聯合文學出版，提供台灣文學史論域更多對話的空間與啟發，讓讀者與研究者得以通過她的研究成果，仔細參詳 193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發展的全貌，這是本書出版的意義所在。

　　本書除了對有關日治時期鄉土文學論戰的文獻有所討論，提出問題之外，並仔細且詳實地敘述鄉土文學論戰的經過、論者主張及其思想背景，指陳其間不同論者主張的差異性，對於提倡者（如黃石輝、郭秋生等）、反對者（如廖毓文、林克夫等）眾多參與論戰作家的論點都一一整理，呈現清楚的論述地圖；此外，她又以這些作家當年發表論戰文章的媒體為中心，勾勒出1930年代的台灣文學傳播場域（詩社、報紙、雜誌）的實際狀況，對於生發台灣話文主張、鄉土文學論戰的1930年代歷史脈絡和文本脈絡，都具有可貴的參酌價值。

　　本書另一個值得注目的部分，是在呈現鄉土文學論域的輿圖之外，也試圖釐清「鄉土」這個概念產生於1930年代台灣「漢語文化圈」中的意義。透過不同論者所提的「鄉土」符碼，橫路啟子分別就鄉土文學論戰中的「鄉土」、日文中的「鄉土」以及文學領域（創作文本）中的「鄉土」進行比對，指出同樣使用「鄉土」這個符碼，對主張者而言，鄉土等於台灣；對於反對者而言，鄉土文學等同於中產階級文學，是與左翼思想相對的文學。她更指出，從當時以日文書寫進行的鄉土文學論述（如清葉、劉捷、吳坤煌）之間對於「鄉土」的解釋也有差異，在清葉、劉捷眼中，鄉土指的就是包含階級、地方與所有政治思想的空間；就吳坤煌來看，則認為應以無產階級文學來展開鄉土文學……。通過如此細密的比對，鄉土文學論戰時期台灣作家之間分別來自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多重差異，及其對於台灣鄉土文學應何去何從的思慮，因而得以比較清楚地浮現出來。

　　研究日治年代的台灣新文學無法不兼顧漢文、日文與台灣話文，本書作者為日籍學者，在爬梳相關於日文報紙期刊與論述的能力上，也提供給我們對於鄉土文學論戰中日文論述部分較翔實的分析，這是歷來國內學者有關論述較匱乏之處。不過，著者結論指出，進入1930年代之後，台灣日文作家（如楊逵、呂赫若、張文環等）均已登場，以日文作為論述的條件也已成熟，認為鄉土文學來到1934年已經獲得台灣內部文學場域的認同，並在台灣文藝聯盟成立之際「超越了漢語文化圈知識分子的年齡、政治思想、階級及文學上的喜好，成功實現了台灣人的大團結」，則稍嫌過度推論，可能仍須更多的例證和論述，方足以說明193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是促成台灣作家集結於台灣文藝聯盟的成因。這部份可能有待另一部論述來加以驗證了。

　　1930年代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有兩大爭議：初期爭議於書寫語文是要使用台灣話文或中國白話文乃至日本文（民族主義路線之爭），後期爭議於鄉土文學應該建立在民族性優於階級性、階級性先於民族性（社會主義路線之爭）；而在這兩大爭議之間還有作為被殖民地文學的台灣文學運動發展路線的深層結構問題，這關係到1937年日本總督府實施廢止報紙漢文欄與禁止漢文創作的政策及其衍生課題。以橫路啟子對於193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鑽研之深，相信本書之出版，會是她繼續朝向1937年之後日文書寫時期台灣文學史研究與論述的的開始吧。

向陽（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推薦序２

暗夜裡的鄉土---橫路啟子《文學的流離與回歸》序

　　殖民地作家恆以不完整、不成熟的姿態在歷史舞台登場。不完整的語言、不成熟的技巧，使日據台灣作家顛躓於困頓的文學道路。新文學運動在一九二○年代發軔時，日語教育已在台灣施行將近四分之一世紀。新的語言秩序縱然還在構築階段，第一世代的台灣知識分子已經開始感受到語言的苦惱。當私塾與書院教育不斷呈萎縮狀態，使得漢語傳統受到嚴重挫折。當中國白話文運動在中國全力展開之際，台灣知識分子也完全沒有介入的空間。台灣作家的文言文、白話文書寫能力受到重挫之際，日語的滲透與影響遂產生積極作用。

　　最顯著的事實是新文學運動初期的三位主將語言化方向各有所異：謝春木使用日語，張我軍依賴白話文，賴和則是文白台夾雜。這種現象彰顯台灣作家在語言上的進退失據。被尊奉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在二○年代末期似乎已可操作白話文，然而，他的文學思維裡卻是寄望以台語從事創作。依違於漢語與日語之間的台灣作家，終於在跨入一九三○年代之際，爆發台灣話文論戰，顯然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宿命。

　　如果一九二一是新文學出發的第一年，則一九三一發生的台灣話文論戰，應可視為新文學運動的再出發。這場富於政治意義與文化意義的論戰，前後延續四年，充分展現殖民地作家在當時歷史環境中的文學觀與藝術觀。圍繞這場論戰的主要議題有二：台灣文學究竟為誰而寫？台灣文學究竟要寫什麼？第一個問題針對的文學讀者，因此參戰者關心的是文學創作時所使用的語言。第二個問題牽涉到文學內容，因此參戰者熱烈討論創作時的題材。如果強調第一個問題，在文學史上就被稱為「台灣話文論戰」。如果是偏向第二個問題，文學史家便將之命名為「台灣鄉土文學論戰」。雙軌式的議題在論戰中同時進行，正好可以彰顯殖民地作家的焦慮與危機。文學不再只是屬於審美的工作，在歷史條件的規範下，文學還具有更為深沉的、豐富的政治意義。

　　橫路啟子的專書《文學的流離與回歸》，顯然是選擇鄉土文學為主題來考察這場論戰。不過，在討論過程中，她並未偏廢台灣話文論戰的議題。近十餘年來，國內學界對於這個事件的研究可謂成果豐碩。尤其二○○三年之後，中島利郎整理的《193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在台出版，使整個事件始末有更為清晰的呈現。在眾多研究成果中橫路啟子的專書是詮釋最為周延的作品。

　　過去的研究者往往把論戰視為孤立的事件，僅是把論戰內容以分類的方式來處理。橫路啟子的研究，則是把論戰文本置放在歷史脈絡中來考察，使平面的文字意見轉化成為立體的、動態的歷史活動。她採取脈絡式的閱讀（Contextualized reading），重新建構論戰的歷史現場。作者開宗明義進入論戰交鋒的過程，然後層層逼進每一種論戰內容與社會現實的互動關係。為了詮釋論戰的原因與影響，她特別開闢一章專論一九三○年代初葉的台灣。

　　一九三○年代的台灣社會，見證了日本的兩次侵華軍事行動，一是一九三一年的滿州事件，一是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變。夾在這兩次戰事之間的台灣作家，相當迫切地體認了時局的危疑。台灣總督府加速使整個海島投入現代化運動，資本主義的深化，工業升級的強化，也劇烈改變了台灣的文化景觀。朝向高度現代化的過程中，統治者一方面加強日文教育，一方面也重視鄉土文化的宣導。這種雙管齊下的文化政策，使台語的傳播頓形萎縮，也使台灣知識分子的鄉土發言權受到挑戰。在強烈危機感的驅使之下，當時的作家不能不高舉台灣話文與鄉土文學的主張。

　　台灣話文面臨的危機，並非純然來自日文教育的威脅。台灣民間的主流媒體《台灣民報》與《台灣新民報》，也大量使用中國白話文。在日語與中國白話文的夾擊之下，台語使用的空間，至少在知識分子的階層裡確實是相對地縮小。台語的傳播受到局限時，「文」「言」不一致的現象當然就越來越嚴重。真正能夠使用台語的，便是廣大的農工大眾。

　　大眾會成為論戰的重要議題，完全是出自知識分子的使命感。所謂大眾，自然是指具有階級意義的農工群眾，與一般認知的市民大眾迥然不同。如何以文學傳播去影響農工階級，關聯到知識分子左翼思想的形成。如果說台灣話文論戰的爆發，是台灣左翼運動的一次開花結果，應該是符合歷史事實。社會主義的引進，絕對不是偶然的現象。沒有資本主義的高漲，沒有階級意識的抬頭，就不可能造就社會主義溫床的完成。正如橫路啟子在書中指出，「工業日本，農業台灣」原是總督府的施政方針，但這並不意味台灣社會全然沒有工業化的趨勢。進入三○年代以後，工業化的跡象日益鮮明，正是意味著資本主義化傾向日趨濃厚，從而造成社會階級的分化也更加顯著。失業率的升高，經濟發展的挫折，使農工大眾的生活陷入困境。歷史創造了使左翼思想能夠滲透的縫隙。

　　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作家，在此危疑時期，自然而然亟思以台灣話文來啟蒙感召大眾。這本書的重點便是討論：歷史條件已經齊備，左翼思想已有發展空間，而農工大眾也正等待啟蒙，為什麼台灣話文運動終於還是功敗垂成？作者反覆討論的，正是台灣話文所面臨的困境。任何語言的傳播，首要的條件是掌控教育權。日本與中國在近代化轉型時期，能夠完成文言一致的任務，正是拜賜於普及教育的成功。殖民地台灣的教育權壟斷在總督府手上，當日語以國語政策展開實施，凡是接受現代化洗禮的台灣人，在吸收知識之際，無不藉用日語媒介來建立思維模式。現代化日語已經能夠勝任負載新事物、新思想的到來。後起的中國白話文運動，也能夠勝任現代化的擴張。相較之下，台灣不僅未能享有普及教育的管道，也不能夠承擔新知識的傳播。縱然台語在農工大眾之間使用，卻沒有共通的文字做為媒介，言文不一致的現象益形嚴重，從而使知識分子無法創造足以流通的文字形式與內容。

　　這本書值得重視的最後一章，也是最為精采的一章，便把論戰中的主張拿來與文學創作的實踐相互比較。凡是熟悉日據文學史者，都已意識到進入三○年代的台灣文學場域，日語作家的藝術成就高於漢語作家。這個事實顯示，知識分子使用日語的能力確實提高許多。論戰中主張使用台灣話文的作家如黃石輝、郭秋生，在文學造詣上格局有限。他們的理論遠遠勝過文學創作。同樣的，主張中國白話文的作家如賴明弘、廖毓文，也是屬於理論家而非創作者。以中國白話文書寫而獲致藝術高度者當推朱點人，他留下的小說如〈島都〉、〈秋信〉、〈紀念樹〉，無論是語言或審美均屬傑出之作。然而，朱點人在恰當的情節中也會置入台語句法。事實上，台灣話文與中國白話兩派的作家，創作出來的小說都同時混融了台語、白話、日語的使用。這種語言駁雜的書寫方式，典型地呈現殖民地文學的特徵。

　　台灣文藝聯盟在一九三四年成立之後，漢語與日語的並存已是公認的現象。橫路啟子銳利地指出，鄉土文學論戰結束之後，台灣文學一詞漸漸取得確立的位置。當台灣作家努力向東京的中央文壇進軍時，日語文學逐漸成為台灣文壇的主流。殖民地作家的最大關切，便是爭取在中央文壇的發言權。鄉土文學的實踐不必然要依賴漢語，作家以日語從事創作也同樣能夠彰顯鄉土文學的精神。楊逵、呂赫若次第登場時，台灣文學便正式取代了鄉土文學一詞。

　　橫路啟子是台灣文學研究的後起之秀。她在輔仁大學接受博士論文的口試時，表現出自信的辯護，恰當反映了對此議題的理解與掌握。雖是日藉學者，她的中文思考與運用已臻爐火純青的境界。由於能夠解讀日文與中文原典，她的殖民地文學研究更具有開放與寬闊的視野。經過改寫、重訂的博士論文，完成了《文學的流離與回歸》一書，是值得祝福的一件美事。她進入台灣學界，帶來的不只是文獻的解讀，也攜來豐富的解釋。對於一九三○年代台灣話文論戰的相關議題，她在書中均有綿密的處理，使後來的研究者看得更為清楚。歷史暗夜裡的鄉土，因為有這本書的出現，一道曙光也跟著投射進來。

陳芳明（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二○○九、十、十一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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