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Pultz的《攝影與人體》，從理論與政治的向度，介紹了人體攝影論述在西方的多元實踐進程。這本書讓我們瞭解，當攝影裡的人體，被去脈絡地簡化為裸體或單純生理上的存在，而從政治與歷史時空意義中抽離時，那個去脈絡、去政治性的（女性）身體，其實依然有著「政治」效果：它是一個被主流價值或男性文化定義、規範的身體，並且這樣的影像，繼續牢牢地鞏固著此種僵滯的性別政治。因此，作者開宗明義的定位此書檢視人體攝影的角度：只要攝影呈現人體，就是在呈現一種權力關係，就有政治。
《攝影與人體》的理論架構，是循傅科（Michel Foucault）的社會建構論與權力／知識論，做為核心路徑，展開對西方人體攝影的批判性閱讀。傅科強調，啟蒙思想和實證主義的理念，被包括攝影在內的言說形式承續、發揚，並進而以攝影「客觀、理性」的觀看與提供的知識／資料，當做正當化其社會控制權力的有效工具。這個理論被傅科派攝影理論家塔格（John Tagg）進一步展開論述，系統的研究了西歐與北美自十九世紀以來，在商業、司法、政府、與社工等各方面利用攝影再現，對人與身體所進行的監控和規訓（可參考John Tagg, 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essays on photographies and histories,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8）。這個後現代／後結構主義的理論路徑，使此書所介紹的人體攝影，不同於一般西方主流攝影史對人體攝影「經典」的選擇角度，讓讀者得以接觸一些較少被認識的、多元並陳的影像材料。
例如，此書最後一章（自1975年起）有相當的篇幅，介紹前述性別政治觀點的人體攝影作品；但是在第二章（1850-1918）裡，主要的一節也介紹了當時的女性攝影家與女性題材。而且，例如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女性攝影家卡美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或哈瓦登夫人（Lady Clementina Hawarden）等作品中的女性，從當代英國女性主義攝影學者Lindsay Smith在《The Politics of Focus: women, children and nineteenth-century photography》（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一書的分析，是以不同方式對當時男性建構的攝影言說，進行著具有性別政治意涵的攝影實踐與挑戰。若以女性主義／性別政治的主題將這些不同時代的攝影家的作品整理對照，或可在相關議題的發展上，有個更清楚的理解脈絡。
領先批判啟蒙思潮的法國歷史學家與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其著述中提出一個方法以將攝影從現代主義的詞彙中分離出來。傅柯在他的著述中探討了十九世紀的社會機構：精神病學（見《瘋狂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醫學（見《門診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與犯罪司法（見《紀律與懲戒》〔Discipline and Punish〕）。傅柯的結論是，這些原本應是自由自主的建築群實際上是精巧的社會控制手段。這些社會機構運作的社會控制，使他認定啟蒙時期自由的、獨特的個人是從不存在的神話角色。傅柯拒絕認定當代的人是「個人」（individuals），而稱其為「屬民」（subjects），以傳達他們臣屬於（與由之建構的）這些社會控制的程度。
傅柯進一步肯定權力製造知識（反之則不然），而且沒有自由的個人即不可能有不偏頗的知識。相反的，所有的知識都是權力的產物，因為人人都臣屬於社會控制。在傅柯眼中，任何人都沒有可供客觀觀察的視點;一切有利的立足點都受到權力的影響。如果傅柯的知識／權力關係論可被接受，那麼攝影所產生的知識不可能是公正、理智而中立的。那些知識與其生產方式構築了義大利共產主義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所稱的「意識形態機具」（apparatus of ideology）——統治階級用來建立與維持其文化霸權。傅柯與多位馬克思主義評論者對此立論已有過爭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