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西方與東方：高承恕與臺灣社會學（經驗研究篇）

序

從韋伯到中小企業：高老師的學術志業

王振寰、朱元鴻、黃金麟、陳介玄（王振寰執筆）

　　這本書是祝賀高承恕教授從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榮退的紀念論文集。高承恕教授在1978年學成歸國後，開始在東海大學任教，直到2013年退休，教誨學生無數。高老師在學術發展上，大略可區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引進西方社會理論，特別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韋伯、與年鑑學派，在當時的社會學界引起極大風潮；第二階段始於高老師將重點移轉到臺灣中小企業的研究，帶領團隊全台奔走訪問廠商，也帶動社會學界對臺灣中小企業的研究和成果出版。雖然這二階段的學術研究領域截然不同，但在高老師學術熱情的召喚下，一群群學生紛紛投入相關研究，其中有些學生持續在東海大學深造，有些則出國留學，學成之後他們在各大學任教，高老師的學術影響力遂枝開葉散，進而形成社會學界所謂的「東海學派」。

　　這兩本《西方與東方：高承恕與臺灣社會學》的紀念論文集，是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和我們一群曾深受高老師影響的學生，2013年5月18日在東海大學舉辦的榮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改寫彙編而成。而編輯的邏輯和架構，基本上是跟隨高老師學術發展的階段脈絡：從高老師引介西方馬克思主義、韋伯，到後來從事中小企業和金融研究。這個序文將順此時間序列，介紹高承恕教授的學術發展，之後說明他對臺灣社會學發展的貢獻和影響，最後則說明本書的文章和基本論點。

　　一、學術志業

　　高承恕教授於1969年畢業於東海社會學系，之後留學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78年東海社研所碩士班成立，他回到東海社會學系開始長達35年的教學生涯。在他長期從事社會學教育的過程中，對臺灣社會學的發展，至少產生了以下三個重要的影響。第一個就是帶動了對西方社會理論研究的熱潮；第二個是引發了社會學界投入中小企業的研究；第三個是開啟了台商和東亞資本主義比較研究的先河。這些影響至今方興未艾，也透過了東海畢業的學生，不斷往外擴散。

　　（一）在回國任教初期的第一階段，高承恕老師主要的教學核心在社會理論，包括引介了邏輯實證論與詮釋學的辯論，以及批判理論等對於社會理論的反省等；其討論範圍包括了哈伯瑪斯、韋伯、舒茲與現象學、葛達瑪與詮釋論、溫區與文化人類學、日用語言學派、孔恩與科學哲學辯論等，並往上追溯西方哲學傳統，一直到康德、黑格爾到馬克思。在仍處於戒嚴時期的當時，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仍是禁忌，但由於高老師的引介和帶領，東海師生卻能自由地閱讀、討論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特別是當時如日中天的哈伯瑪斯著作，誠屬異數。同時在臺灣學界造成一股風潮，不少臺大學生也會慕名前來旁聽。

　　然而對高老師而言，他內心更為關切的議題是：「中國為何成為今日之中國？」而其切入點就是韋伯的著作。在社會學理論的傳統中，韋伯的比較宗教研究，所關切的就是「為何現代理性資本主義只出現在西方？」、「西方為何成為今日之西方？」正是回答高老師心中疑問的起點。因此，高老師曾經連續幾個學期開設「韋伯專題」課程，帶著學生閱讀韋伯的經典文獻，例如《經濟與社會》、《中國的宗教》等，當時的一批學生，各自在不同領域撰寫關於韋伯的論文，奠定東海社會學系韋伯研究的學術聲望。高老師也在1980年代造就臺灣學界的一股「韋伯熱」。當時社會學界對西方社會理論的熱潮，曾有過「南高北葉」（東海的高承恕教授和臺大的葉啟政教授）的美號，可見當時學生對於理論熱切研讀的盛況。

　　（二）對於韋伯的研究，和對現實世界的關心，也引導高老師的學術發展，逐漸往經驗研究移動，而最終落實於「臺灣中小企業」研究上。由於韋伯認為西方理性資本主義的興起，與城市中產階級的出現有關，是這個階級帶領了西方文明的改變。因此，高老師開始對中產階級這個議題產生興趣。其次，在1980年代，當時社會科學界普遍以量化方法拿來進行本土研究，認為一旦累積足夠的研究成果之後，「中國化」與否就不會成為議題。但是，高老師受到韋伯的影響，認為人的行動是有「意義」的，因此並不認同問卷和量化方法，在當時臺灣社會學界屬於異類；他後來對於臺灣中小企業主的研究，也都是透過訪談，進入企業主的世界來詮釋中小企業的發展。

　　在高老師移轉到經驗研究的過程中，一個重要轉折點是開始對法國年鑑學派史學的鑽研。1984 年，在大量研讀韋伯的主要著作之後，高老師決定深入探討年鑑學派相關研究，從史學的長時段觀點尋找社會學可資借鏡之處。他帶著學生一頁一頁討論布勞岱（F. Braudel）的《文明與資本主義》三巨冊原文版，以及年鑑學派的其他著作，例如《私生活史》等其他著作，啟發學生從長期觀點來觀察社會問題。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也愈來愈回歸到人文社會研究的傳統，與正統社會學走向數理和量化取向，有著極大差異。

　　同樣也在1984年，當時仍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社會學系任教的Gary Hamilton在東海客座一年，他對臺灣社會的觀察和關切（例如1984到85年發生的臺北十信事件），引發了高老師長久以來內心的焦慮：也就是，連外國學者都這麼關心我們的社會，我們自己卻缺乏關注也無力解釋。透過了與Gary Hamilton一年的密集討論和交流，激盪出高老師當年要建立中國社會學的夢想和大志。於是1987年高老師決定成立「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務實地從基層認識臺灣社會，開啟了對臺灣中小企業的研究。

　　承繼了韋伯的研究方法，高老師採取田野調查和深入訪談的方法，來瞭解臺灣中小企業的發展。透過了連續多年的國科會計畫，高老師帶著他的學生東征北討、南北奔波、深入基層做田野調查的精神還被《天下雜誌》專輯報導，稱為「高承恕和他的十三兄弟」。其研究至今，訪問超過六百家企業，累積訪問紀錄超過三千萬字；當初訪問的廠商，有些也許已經消失，有些可能遷移大陸或成為大廠商。但不論如何，高老師的研究，已經真實地記錄了臺灣中小企業的變遷過程，也為臺灣的企業研究，奠立了重要的歷史資料。更重要的，透過這些計畫，高老師以及他的學生們，陸續發表研究成果，確立了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及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東亞中心）對於臺灣產業研究的領先地位。

　　（三）因為投入臺灣中小企業的研究，高老師看到臺灣經濟的轉型，因此，他的研究，逐漸從製造業轉移到貿易和金融。進一步地，他也開始了東亞不同社會的比較研究，包括對於香港以及對中國大陸的台商研究。在蔣經國基金會的支持下，高老師與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黃紹倫教授，以及香港科技大學的社會科學部教授合作，進行了「臺灣與香港中小企業之社會制度」研究，帶領學生前往香港進行大量訪談和調查，之後將其研究成果出版《香港：文明的延續與斷裂》一書，可說是高老師在香港研究上具體而微的學術貢獻。此外，早在1993年，當時台商才開始前往大陸投資，但高老師已經看到臺灣經濟與大陸之間密不可分的趨勢，便著手進行「海峽兩岸三邊社會經濟之互補性與矛盾性：以臺灣在大陸投資為策略」研究，對於現今大量的台商研究而言，高老師具有相當高遠的眼界，這不只是研究時機上的領先，也是社會學界相關研究的先驅。也就是在此階段，高老師帶領東海師生，前往北京，並與清華和北大社會學系建立了合作關係，成為學術伙伴。在兩岸大學的學術合作方面，高老師真的非常具有先見之明，至今東海和這兩個大陸的大學，以及香港的大學之間的合作仍未間斷。雖然這些年來，高老師已經接近退休年齡，但他仍不斷自我超越，試圖從全球化的角度，看待全球資本主義的地理移轉、中國大陸的崛起，以及臺灣在東北亞資本主義中的角色。這樣的開創精神，足為後學榜樣。

　　整體而言，高老師不論在理論和經驗研究上，都開啟了臺灣社會學界新的視野和研究領域。從理論思辯到田野經驗，高老師不但願意不斷嘗試新的領域，也在研究中開啟新局和典範。從韋伯、哈伯瑪斯、年鑑學派，到臺灣中小企業、金融體制，到香港和台商研究，都說明了高老師是以「帶著感情發問」、「理性沉著回應」的態度，結合理論知識和經驗研究，創立新的研究方向和典範。

　　二、經師與人師

　　在高老師榮退的當天，東海大學的茂榜廳被幾百位的人群擁塞得水洩不通，高老師35 年來所教過的學生、企業界的朋友、以及過去多年來從事兩岸交流，大陸清華大學、以及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的多位教授，都一起來到東海為高老師慶賀這個屬於他的日子。為何高老師的退休，能夠吸引到那麼多人來為他祝賀？做為他的學生同時也身為教授的我們，眼見盛況，不禁捫心自問，在我們退休時，是否也能夠有如此光景？

　　高老師除了對學術的堅持外，也是一位為學生全心全力付出而不悔的老師。他把培養學生當成畢生的職志，帶學生讀書、訪問、出國、打球，臺灣學界還沒見到哪位老師可以像高老師這般，把很大部分的時間都給了學生。高老師的所言所行，就是一位能身體力行、帶動風氣、與學生一起成長、從實踐中培養能力的老師。今天大家談通識博雅教育，高承恕老師一生所呈現的「經師人師」，就代表了整個通識和博雅教育的精神。

　　由於將大部分時間花在教育學生身上，因此影響了高老師的寫作時間，他的著作相對於其他專注於研究的學者是比較少的。但是把他和同時回國任教的學者相比，高老師的少數著作卻影響了整個世代，而他帶出來的學生現今已任教於國內各公、私立大學，影響了臺灣社會學界的長遠發展。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精神，也深切體驗了所謂「萬世師表」的真正意義。我們這幾位都在大學任教，面對高老師為學生的付出和精神，我們實在顯得渺小，因為我們連高老師對學生付出的十分之一都做不到！

　　做為高老師的門生，特別是早期的學生，我們享受到了春風化雨的教導，也十分放肆地在高老師東海路的家上課到深夜，甚至有時就睡在高老師家裡。現今想起，當時年輕實在不懂事，因為我們嚴重地打擾了高老師的家庭生活而不自知。雖然現今說來有點太晚，但我們也要用這個機會，感謝高師母鄭瑩女士的包容與支持；沒有高師母的寬容胸懷，就不能成就學生與老師論學的氛圍，而這正是造就「東海學派」無形但卻是最有力的根基。

　　韋伯在「學術做為一種志業（Beruf）」中提到，學術研究是種使命和召喚（calling），具有神聖性格。他說，任何人假如「??沒有這種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沒有這份熱情、沒有這種『你來之前數千年悠悠歲月已逝，未來數千年在靜默中等待』的壯志─全看你是否能夠成功地做此臆測─你將永遠沒有從事學術工作的召喚；那麼你應該去做別的事。因為凡是不能讓人懷著熱情去從事的事，就人做為人來說，都是不值得的事。」高老師體現了將教育和學術做為志業的精神，召喚了後來的學生對學術和教育的投入，建立了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獨特的精神狀態，且已經成為臺灣社會學界非常具有價值的資產。

　　三、章節介紹（經驗研究篇）

　　全書共二冊收有12篇論文，分為理論篇和經驗研究篇，以回應高老師學術生涯的兩個階段。本書為第二冊的經驗篇共有6 章，各自分別代表了高老師對中小企業研究、台商、金融，以及香港的研究，這些論文除了承繼高老師的中小企業研究傳統外，也都分別關注各自議題新的發展趨勢。

　　第一章王振寰與吳翰有合著之〈臺灣製藥產業發展與組織轉型的企業史分析〉，呼應高老師的中小企業研究，以企業史的分析路徑，說明臺灣製藥產業發展歷程以及製藥公司的組織轉型，並以永信藥品、台灣東洋、五洲製藥及信東生技等四家製藥公司的個案，分析不同的轉型途徑。藉由企業史的個案分析，並依照國際化布局與技術能力的程度，發現四種不同的組織轉型模式：第一，積極國際化開拓外銷管道（永信）；第二，不斷引進國外醫藥和提升自身能力（信東）；第三，不斷開拓國內利基市場，降低健保的低價風險（五洲）；最後，從學名藥廠改變為從事新藥研發的公司，以創造新的利基和利潤來源（台灣東洋）。他們指出，以中小企業為主的臺灣製藥產業，在面對國家醫藥衛生規範、全民健康保險，以及高度鑲嵌在國內市場等結構限制之下，依然展現活潑的企業家精神。

　　第二章是陳介玄教授的〈社會建構的品牌策略：臺灣中小企業轉型中的創新〉，與前文類似，此文討論臺灣中小企業如何避過價格競爭而朝向品牌的「價值競爭」？他指出大部分的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都知道品牌的重要，也希望往品牌經營方向前進。然而他們卻容易陷入價格競爭。他認為，品牌的經營是一個從市場價值的範疇過渡到不同的社會價值範疇。企業的品牌發展，需要的是一個發現社會的過程，也就是企業的品牌必須是社會建構，以社會最終消費者的價值實現做為企業追求的價值，這需要企業與社會互動，瞭解社會，而這不是代工產業的價格取向所需面對的環境。這個論點指出了中小企業發展需要新的發現社會的能力，是當代臺灣需要的見地。

　　第三章是由張維安、丘海雄、李宗義所合著之〈淘汰、轉型、升級？：東莞台商的困境與轉變〉，探討台商在廣東東莞市的產業升級問題，作者們指出，由於投資環境的改變，東莞市政府一方面以「騰籠換鳥」的政策思維，消極地勸退不適合的台商轉移到其他生產成本較低的地方，另一方面則是與台資企業協會合作，協助企業進行升級與轉型。此文根據2008-2011年的調查資料，發現東莞台商在這段時間受到當地社會、環境成本增加的影響，受影響的廠商有贏有輸，有些台商在資產利得、市場開發呈顯激烈下降，有些則相對的增加，尤其是技術研發方面更是有明顯的提升，這些現象顯示在這波衝擊中，有些台商順利的進行了升級的轉型，並往國內市場和品牌建立的方向轉型。這篇論文也呼應了前篇論文的重點。同樣強調品牌建立的是第四章，由陳介英教授討論〈從代工文化到品牌文化──臺灣產業的文化轉型與發展初探〉，指出現今已經有很多中小企業試圖跳脫代工的路徑，而嘗試建立品牌；作者指出，這樣的轉型，它所需要的不只是技術的創新，還牽涉到社會文化環境與企業本身之經營理念、制度與作為的轉型。論文指出了國內各項新的嘗試措施和產學合作聯盟，鼓勵建立品牌文化和制度，這樣的社會文化正在崛起中。

　　第五章林寶安教授的〈戰後銀行體制的臺灣化：從1975年修訂《銀行法》刪除錢莊規定談起〉，是以1975年《銀行法》修訂，刪除「錢莊」為銀行的條文開始，討論臺灣銀行體制如何從中國體制逐漸建立臺灣化的過程。它用歷史資料鋪陳的方式，來討論臺灣銀行體系如何從中國大陸來臺，必須適應從日據時代以及戒嚴體制以來，在臺灣所產生的金融體系，亦即「中國」到「臺灣」尷尬的適應問題。他特別指出，這個法條的修訂，解除國家銀行過去的動員體制與特別法色彩，讓原不受《銀行法》規範的國家銀行回歸《銀行法》的體系，進一步改造我國金融體制往在地臺灣化邁進。這是一篇深入討論臺灣銀行體系歷史演化的論文。

　　最後，第六章是由何彩滿教授寫的〈壟斷型資本主義與香港日常生活結構〉，該文指出香港經濟九成以上倚靠服務業的貢獻，但眾多行業裡，存在著各種壟斷。過去殖民地時期的英資公司到今日的華人地產商財閥，由少數企業財團掌控大部分經濟結構的型態，並未產生質變，他們倚靠特許拿到諸多經營權，並發展成為行業壟斷的地位，諸如碼頭、食品零售、地產、電力、電訊、建築等都集中在少數的集團手中，並與其他集團建立企業聯盟，實行跨行業的壟斷（如，地產與超市的結合）累積大量財富。因此香港近年來的發展，形成了日常生活被幾個大財團壟斷的現象。這正是作者說的──美麗光鮮「香港奇蹟」背後的哀愁。

　　本書的完成，必須感謝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劉正主任的大力支持，以及吳翰有博士志願擔任義工協助各項籌備和編輯，從籌備開始，他們就一直參與我們的定期開會，仔細籌劃各項工作，以及會後緊盯文章進度、審查和修改的工作。其次，我們要感謝參與寫作的朋友，因為他們的熱心參與，才有這本書的出現。我們也要感謝參加高承恕教授榮退會議的所有師生、校友和朋友，大家共同見證了高老師做為人師和經師的典範。當然，我們大家都必須利用這個機會，大聲地對高老師說聲：「謝謝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