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詩選中的詩作大抵按寫作時間的順序排列，我將它們分為六輯時也考慮到與我生活的地點對應，它們分別是上海、巴黎、新加坡、布宜諾斯艾利斯、北京、大理。在跨度如此大的區間我往返遷徙，其中居住時間最短的大理也已超過兩年。讀者不難發現，隨著身體的位移，我的詩歌的題材和風格也發生著變化（儘管並非都是同步性地發生）。我不知道這些變化對我意味著什麼，或許每一次逃離都是為了更深地棲居於內心。
習詩三十多年，我相信「詩迫而成」的道理，或「意有所鬱結」，或「物色相召」，詩總是人與世界的相遇，一首詩作為心靈史的一個片段，不可避免地要烙下時代的印記。我親歷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大陸第三代詩歌運動的活躍期，我的被稱為「城市詩」的實驗性寫作得益於上海，編選中我剔除了大部分形式上過於極端的作品，而保留了若干美學冒險較為適度的樣本。域外時期的寫作，在我自己是對失語症的克服，而我觀察和體驗過的一些地區和國家的風景物華也以其差異性進入到文本之中，並非我刻意追求異國情調，毋寧說這些是構成我個人流亡語境的外部因素。
第四輯中的〈斷片與驪歌〉是我寫過的最長的一首詩，我將之視為一個轉折。詩中的發聲主體主要以第二人稱出現，暗示著與「第二自我」（布羅茨基稱之為寫作者將要確立的詩人的真實身分）的對話。現場描述與採集自記憶的意象並置，分行體與不分行體交錯，意在造成複調的效果。它的形式是否足以容納「自傳性證言」的多重經驗聚合，最終需交給讀者去檢視。
最近十年來，我主要生活在國內，面對謎一樣的現實，寫作相應地發生了調整。我在一篇隨筆中寫道：「詩人，……由於某種可怕的消耗，如今他從夸父或尤利希斯那兒繼承下來的遺產就只剩下詞語了，而為了在美學上和習俗上生存下去，他必須重新鍛造適應故土的工具。」在另一篇書面訪談中我表達了相同的期許：「在返鄉的衝動中規劃新的詩歌版圖，架設起語言的測量儀，並劃定感受力的界域。」如此觀念之下，我的近作或可歸入新的「隱逸詩」，它在精神上是域外時期「流亡詩」的延續，只是言說場域回移向了本土。
感謝詩人楊小濱先生的邀約，正是他的熱情促成了這本詩選的完成和面世。也感謝「秀威」的慷慨與本書編輯羿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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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4 大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