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譯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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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轉命運、避免悲劇的用心多年來我在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兼課,所開的科目包括「二二八專題研究」、「台灣民族主義發展史」,都要求學生細讀葛超智所寫《被出賣的台灣》。因為葛超智不但在1947年事變發生時擔任美國駐台副領事,是重要目擊者,而且離開職務以後持續關注台灣,主動遊說美國國務院或被動徵詢台灣事務,他本來只是根據國際法主張託管論,二二八(三月屠殺)事件則強化了他的台獨主張,恰恰反映了戰後台灣民族主義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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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超智在《被出賣的台灣》的謝詞中說,本書在1958年完稿、1965年出版。該書很快引起一群留學美、日的台灣青年注意,他們群策群力把它譯成中文在1973年出版,由於校園間諜、白色恐怖當道,只由路易斯安那的陳榮成掛名為譯者。本書在台灣的公開出版(盜版不算),已經是解嚴以後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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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吸引人之處不但在於議題重要、堅定的台灣主體立場,而且在於生動的文學筆法。例如葛超智描述他自己戰時在華府工作的經驗,發現國務院有不少中國問題專家罹患無可救藥的傳教士症狀(incurably“missionary”,指他們不問是非偏袒中國),當他建議延遲或附加條件將台灣移交給中國,就被他們罵是帝國主義,「好像我建議扣留飢餓孩子的食物似的」;又如,二二八發生後的兩個禮拜,他看到四個年輕人被繩子綁在一起,眼中流露無言的申訴,衣衫襤褸的中國兵以刺刀頂著他們前行,「當他們看到我吉普車上所掛的美國國旗時,向我致了一個他所能做到的最漂亮的禮。最簡單的說,這就是出賣:台灣人向我們求援,我們卻以武裝和金錢資助國民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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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二二八的歷史,或是台灣地位的法律與政治論辯,本書都是重要的起點,我們這一代的知識份子一方面感謝陳榮成等前輩對台灣人社會的啟蒙功勞,一方面也發現一些翻譯的缺點,例如「長官公署」被譯成省政府,乃感覺有義務予以更正。就在我擔任台灣教授協會會長(2009-2010)的第二年,知道兩位協會成員的夫人柯翠園、詹麗茹,她們過去長期在美國的台灣人社團從事翻譯工作,於是請她們緊鑼密鼓,在2010年的秋天就譯好了。不過,有些是葛超智本人的錯誤、不是翻譯的問題,就需要專研台灣史的學者來校正、做註,例如第十四章開頭講到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原文Chang wu-tso,過去就被譯為張武佐。這部份校註的工作比較曠日費時,況且2010年的下半年我自己正在忙「八八水災口述史」,台教會也正在籌備「回顧社運二十年」的研討會,於是我只能把初步的譯稿交給下一任會長(張炎憲教授),由他來組織團隊予以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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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超智在本書中曾經感慨地說:「台灣人的悲劇乃在台灣島離大陸不夠遠,以致於無法永久分離,以及無法擺脫外來勢力干涉他們拓荒式的生活。」本書的撰寫、出版、翻譯、校註當然都有想要扭轉命運、避免悲劇的用心。如今我們創立台灣教授協會的這一代都已經六十歲上下了,比起黃昭堂、陳隆志、戴天昭、陳榮成…他們那一代海外台獨運動前輩,常感覺做得不夠、不如他們,如今把這本經典之作《被出賣的台灣》重新譯校註,並予以闡揚推廣,或能彌補我們一部分的虧欠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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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儀深
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