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澳中文學交流史

序

　　二百多年前，當歐洲人的足跡尚未踏上澳大利亞這座島嶼大陸，土著人已經在這兒生活了五萬多年。根據最新資料，他們也許很久以前來自東南亞，更可能來自中國。土著文化中，彩虹蛇與象徵生殖和豐饒的儀式相關。據說這一象徵物與中國人所崇拜的龍有著一脈相承的淵源，表明中國文化和澳大利亞土著文化之間有著某種實質上的暗合。迄今為止，關於澳大利亞的英文和中文史書極少觸及中文和土著語言之間的聯繫，但在疊詞的運用上，兩者似乎有著某種相似之處。中文普遍而大量使用疊詞，這在土著人的動物名和地名上反映尤為明顯，如指蝴蝶的Bulla Bulla，指羊的Burra Burra，指很多袋鼠的Eurie Eurie，以及諸如Bet Bet，Gol Gol，Wagga Wagga，Woy Woy等地名。有人指出，這種疊詞現象與印尼語和南非語很相近，但從來沒人發現，它其實與漢語疊詞極為切近，其中有些地名如Bong Bong，Doon Doon，Elong Elong，Gan Gan，Gin Gin，Lang Lang，Wal Wal等，簡直就是漢語的再造。而且，這種疊詞現象在以美國印第安人文字為基的地名中極為少見。

　　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到來，打破了這座大陸的沉寂和與世隔絕狀態，使土著文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1788年前，澳大利亞大陸的土著總人口為30多萬，塔斯瑪尼亞島約為四至七千之間。由於澳大利亞慘無人道的種族滅絕政策，土著人口兩百年來並無太大增長，2001年土著人口為42萬7千人，約為全澳總人口的2.2%，而塔斯瑪尼亞島的土著截至1876年已被英國人悉數剿滅，成為全世界「成功滅絕種族」之絕無僅有的例證。

　　據澳大利亞正史稱，中國人第一次大批來澳約為1855-1856年，但據澳大利亞的英文野史和大眾史書記載，單個中國人抵澳時間早於1829和1830年。出自漢人之手的野史則把這一時間大大提前。香港學者衛聚賢在其專著《中國人發現澳大利亞》中指出，根據歷史文獻，中國人早于西元前592年和西元1492年就往返於澳大利亞大陸和亞洲大陸之間。中國學者所著數種澳大利亞史書基本都持中國人發現澳大利亞論或最早到達澳大利亞論，但多屬推測、推斷或英文材料之援引，並無定論。2002年，英國人加文•孟席斯發表的《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一書，以極為詳盡的史料，披露了中國人早于庫克船長350年發現澳大利亞，從而改寫了這段歷史，似乎已在中國成為不爭的史實，但在西方史學界尚不為人接受。

　　中國文化在澳大利亞的傳播最早並非雙向，她是以中國人為載體而進入並作為一個被貶為他者和異類群體的附著物而在主流文化壓迫、曲解、醜化、遮蔽和排斥下潛伏、蔓延、生發和嬗變的。前面這一過程在1901年澳大利亞立國，把以驅遣華人為核心的「白澳政策」作為國策時達到白熱，又在其後60多年中，隨著「白澳」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自滅而逐漸消解。中澳1972年建交和澳大利亞70年代初進入多元文化時期之後，兩國文化交流日趨繁榮，更因1989年的「六四」事件使澳大利亞從中國吸納文藝新血而因「禍」得福，為該國在文學、藝術、音樂、體育、教育等方面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改觀。據研究，2006年在澳學習的中國學生有90287人，占所有來澳學習的國際學生的23.5%。這個人數在接下去的五年中，已超過十萬。2008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澳大利亞的最大貿易國。截至2011年，中國已超過英國，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移民資源國。

　　相比較而言，澳大利亞作為一個地大人少歷史短的國家，並無指向中國的相同規模的人文交流。這個國家尚處雛形之時，流放犯中曾廣泛流傳一句成語：Beyond the hills lies China（青山那邊是中國）。據澳大利亞作家戈德福雷•查理斯•曼迪（1804-1860）寫於1852年的《我們的對蹠地》一書稱，1781年，悉尼有20名流犯「通過陸路」向中國逃跑，其中僅有數名生還。目前網上敘述則更加具體。一篇題為《愛爾蘭國內：愛爾蘭指南大全》的文章說，1791年11月，二十個男性和一個女性流犯試圖逃往中國。根據另一篇文章介紹，其中那位女性當時懷有身孕，他們逃跑時都以為中國就在悉尼北面某條河的另一邊，他們都想逃到中國去「建立新生活」。

　　某種意義上，流犯對中國這樣一種幼稚無知的認識，為澳大利亞其後200多年的文學藝術奠定了一種不易察覺的以中國文化為其源泉的烏托邦想像，以致澳大利亞作家阿列克斯•米勒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曾說過一句很奇特的話，讚美「澳大利亞人所具有的中國特性」。中澳建交前的150多年中，澳大利亞文化向中國的流入基本上呈單向性和個人化，包括澳共的交流，在中國文化版圖上並未留下像當年八國聯軍的八國那樣顯著而持續的影響，也從未產生過中日文化那樣強烈而深刻的互動。更多的情況下，它表現為一種潛移默化，一種移花接木，一種跨時空的單向神交。中國和中國人在大量澳大利亞小說、詩歌和戲劇作品中的繁密出現，澳大利亞地名中嵌入的無數「Chinaman」字樣，澳大利亞英語中廣泛運用的中文譯名等，就是一個個明證。

　　兩國建交後，文化交流開始在政府行為下呈多樣性地雙向互動起來。繼澳大利亞政府1985年在中國上海資助成立第一家澳大利亞研究中心，截至2012年1月，中國全國已有二十五家以大學為基礎的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並有多所中國大學開設澳大利亞文學、文化課，授予澳大利亞文學博士和碩士學位，相比較而言，澳大利亞的首家中國研究中心卻遲至2005年才在墨爾本的拉特羅布（La Trobe）大學建立。當然，中國的孔子學院現已在澳遍地開花，計有十四所大學建立了孔子學院。

　　文學交流中有一個悖論，即作為一國文化載體的人，移民到另一國之後，往往成為母國文化的傳承者，而到另一國學習該國文化的人回到母國後，則往往成為該國文化的傳承者。澳大利亞方面的例子有19世紀的梅光達，二十世紀後期的布萊恩•卡斯楚（Brian Castro，其不大為人所知的中文名字是「高博文」），以及來自大陸的畫家關偉、作曲家于京君（Julian Yu）、作家桑曄、詩人歐陽昱等。中國方面有黃源深、【插圖24：歐陽昱當年4月在上海松江與黃源深教授、王光林教授等人合影。】胡文仲、王國富等。當然也有不屬此例的，如澳大利亞的莫理循（G. E. Morrison）、尼古拉斯•周斯、白傑明（Gereme Barme）、費約翰（John Fitzgerald）、陳順妍（Mabel Lee），中國的錢超英等。

　　中澳文學交流還有一個特徵，即許多較有成就的作家和藝術家並非來自大陸，而是來自港臺、越柬和東南亞一帶的華人或華人後代，如來自香港的電影導演羅卓瑤（Clara Law），來自新加坡的女作家黃貞才（Lilian Ng）和廖秀美（Lau Siew Mei），來自馬來西亞的小說家貝思•葉（Beth Yahp）和小說家兼學者張思敏（Hsu-Ming Teo），來自印尼、後經由荷蘭轉道澳大利亞的學者洪宜安（Ien Ang，又譯英昂）等。通過他�她們熟練掌握的英文和西方文化知識，把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古代文化不露形跡地移入「收養國」，起到了比翻譯事半功倍的效果和影響。

　　本書擬從下面幾個方面來揭示兩國文學、文化交流的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