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約翰•甘乃迪(John F. Kennedy)總統主政才三個月,中央情報局就在1961年4月發動入侵豬灣的戰爭。其後,古巴選擇的空間幾乎消失了,正是在這個時刻,菲德爾才在革命兩年多之後,第一次宣布古巴要走社會主義路線。美國開始封鎖,古巴還能不另外結盟,那就奇怪了。豬灣戰爭後一年半,又有震動世界,為期13天的飛彈危機,全球首度陷入美蘇為首的核子戰爭死亡威脅。
甘乃迪與詹森(Lindon Johnson)之後,美國再次由民主黨執政,已是1977年的卡特總統(Jimmy Carter)。這時,兩國互設利益代表處,但卡特僅在位四年,其後就是共和黨的雷根總統(Ronald Reagan)接手。雷根升高攻勢要「自由化」古巴,採用的手段包括在1985年設置收音機電台(Marti Radio,刻意以古巴國父馬蒂命名)擴大心戰攻勢。接下來是老布希(George H. W. Bush)新創馬蒂電視台(Marti TV)強化宣傳。
柯林頓之後,來了小布希(George W. Bush)。2000年就任以來,他步步升高壓縮,並在2004年特設「促進古巴自由化委員會」,投入3600萬美元完成近5百頁報告、規劃與行動綱領,彷彿很快就要「光復」海島,重新按照美國的形象塑造古巴。美國財政部2004年4月向國會報告,指其專門負責調查可疑的海外財務轉移之單位,也就是「海外資產管制辦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總計聘用120人,其中,對付賓拉登與伊拉克等國家的人數是4人,但是,用以偵防與古巴有財務來往的職工,竟然高達24人! 2006年,小布希還搞了「古巴醫護專業人來美專案」(Cuban Medical Professional Parole Program),至2015年底,總計挖腳古巴7117位醫護專才。《紐約時報》這家支持美國外交政策的媒體,對於這種惡質作法都說「難以接受」,大聲譴責。
更大的麻煩是,美國的蠻橫態度不改,執意要以自己如今捉襟見肘的體制,「改造」古巴。古美復交屆滿一年前夕、「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將所謂的「振興民主」(亦即「政制改變」)年度預算,由兩千萬增加至三千萬美元,並放入條款禁止變更Radio and TV Marti這個對古巴的宣傳機構,即便它毫無用處、備受抨擊。
第二個目標多了一些個人色彩,但也具有歷史的性質:通過「古巴革命」的稜鏡與美國的回應,我試圖瞭解1960年代這個世代的漫長歷史。在這兩個國家,這是相同的紛擾年代,也都接生了社會運動。美國主導的現狀,逍遙舒坦,但在第三世界的革命浪潮衝擊下,垮了下來,哈瓦那獨裁者巴帝斯塔(Fulgencio Batista)空有美國支持,只能逃之夭夭,這就如同,民權運動在美國對種族隔離現象的挑戰,從蒙哥馬利(Montgomery)、伯明罕(Birmingham)、塞爾瑪(Selma),再到哈林區(Harlem),異地並舉。古巴馬埃斯特臘山區(Sierra Maestra)這些長滿鬍鬚的游擊隊,與我們這些舊金山海特─阿什伯里區(Haight-Ashbury)的鬍子們相遇了。1960年菲德爾走訪聯合國,來到了哈林區、哈佛大學與好萊塢,美國的黑人、知識界與影世界都被電到了。那個時候,「民主社會學生會」(the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還沒有成立,我是密西根大學學生,與人約好,前往參加「公平對待古巴」(Fair Play for Cuba)集會。沒有人能夠逆料,兩國之間的喜悅、創傷與磨難,還會持續另一個五十五年。
在構思與撰寫這本書的時候,我請里卡多•阿拉爾孔(Ricardo Alarcon)做為夥伴,他是古巴人,如同我自己,將近六十年之前,我們都是激進派學生領袖。阿拉爾孔在哈瓦那大學,我在密西根大學擔任《日報》(the Daily)主編。我們兩人都是哲學系研究生,半途中輟,投身於我們願意獻身捐軀的信念。後來,他成為古巴革命的高階領導人,出任外交部長、聯合國代表與國會議長。我自己的經歷則是40年的社會行動,遭致十次逮捕,被控策劃陰謀,並有公民不服從的紀錄,我還擔任了加州議會議員十八年,從事很長時間的寫作與教學。我所身屬的許多社會運動改變了很多美國文化,但並沒有能夠取得政治權力,因為有些國家領導人被暗殺了,我們從事社運的潛能、我們這個國家的潛力,毀於一旦,無從完整發揮。我站在羅伯•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靈柩旁的儀仗隊,頭戴橄欖綠的古巴軍帽。我的行裝不會讓羅伯犯難,他原先是菲德爾•卡斯楚的敵人,後來,他有了變化,主張對話,是共存路線的堅強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