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立政治大學時， 我主修的是機關組織理論，民國六十五年考取教育部兩年制的公費留學，到美國南加州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在南加大時，巧遇羅慕斯教授（Professor Alberto Guerreiro Ramos），讓我進入到一塊嶄新的領域，開啟了我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理論的寬闊視野。回國後，公共行政系主任張潤書教授邀請我回到母系兼課，主授「行政生態學」，一直到退休為止。
我到美國匹茲堡大學攻讀的是經濟與社會發展理論。在系上開課的最初一年期間，我開始著手翻譯威廉•奧佛斯（William Ophuls）「生態學與匱乏政治學」（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Scarcity），這是一本以生態觀點批評美國政治經濟制度與思潮的書，講述的是生態匱乏（ecological scarcity）的觀念，也讓我見識到地球資源有限的事實。之後，我也從事永續發展城市的研究，由於公務繁忙，偶而會在報章雜誌上發表短文，看見建構永續城市的的主要策略，就是要擺脫汽車的禍害。
2012年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上，烏拉圭的總統荷塞•穆西卡（Jose Alberto Mujica Codano）一番振聾發聵的演說，驚動了全世界。他說，如果印度家庭要與德國家庭擁有相同的汽車數量，地球會變得如何？講得更清楚一點，世界上的資源可否負擔得起？地球上有七八十億人口，要人人享有西方式的奢華生活，是否有可能實現？這些都是市場經濟與競爭所造成的惡果。人類要的是幸福，幸福才是最重要的寶藏呀！2013年《經濟學人》指名為年度代表領袖，《外交政策》推崇為世界百大頂尖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