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經濟學領域的殖民地問題研究，恰如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中已經提及的，早在自由主義階段初期即已著手進行。而在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研究此問題遂成為具有世界史性的共通課題而意義重大。儘管如此，關於殖民地問題的研究卻一直未能取得像經濟學其他領域的研究那種豐碩的成果。其原因何在？試想加以探討。
第一，迄今的經濟學均以資本主義，尤其以中心國家（或是工業先進國家）為主要研究對象，因而對殖民地問題的研究則採取「接近方式」，即做為與工業先進國家有關聯的外延性存在而加以研究。在那種場合，對殖民地問題的認識只不過是表示統治國對外擴張及統治的重要指標之一而已。因此，對帝國主義統治體制的批判性分析，即成為分析殖民地問題的基本態度。其結果，只能是將研究重點置於講解統治國家方面的所謂「外壓面」，而對殖民地經濟本身的分析反而會被疏漏。
第二，多半與經濟學中殖民地問題本身的世界史性質有關。亦即殖民地問題的各個方面，一向都被視為研究帝國主義階段的世界史的共通課題。因此，在針對殖民地問題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時，一直是將研究的焦點置於統治國（帝國主義國家）與被統治國（殖民地）之間的垂直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可以說這是一種片面的分析，是找不到令人滿意的答案的。儘管如此，對諸帝國主義國家各自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各殖民地在其所隸屬的統治國資本主義史上的地位，以及決定上述兩者在世界史和國際諸條件進行分析，則具有重要的意義。例如，拙論即必須對日本帝國主義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台灣經濟在日本資本主義中的地位，以及該二者的歷史特殊性做出總結。為此，對同被日本統治的朝鮮自不待言，也需要對美國統治下的菲律賓；英國統治下的印度、緬甸、馬來西亞；法國統治下的越南以及荷蘭統治下的印尼等，與世界史共存的亞洲（甚至全世界）的各殖民地及諸統治國在世界史上所具有的特殊性加以分析。這顯然與在分析「國際經濟論」上開拓新領域相關聯。然而以解釋資本主義在世界史上發展的必然性為目的的經濟學以及國際經濟論，目前還不能說已具有足以應付這一需要的充分的研究累積。
儘管如此，對殖民地問題進行歷史分析，無疑是解析現代帝國主義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的關鍵問題。尤其是對於生長在殖民地而矢志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來說，親自客觀地體驗和審視自國充滿苦悶的歷史，並使其對未來抱有期望，乃是不容迴避的課題。尤其對台灣進行研究時，由於各種問題已超出一國範圍，而又可能與今日的國際關係發生重要的聯動關係，因而此課題所具有的意義十分重大。然而研究此問題決非僅限於台灣出身者，這也是才疏學淺的我敢於編寫本論文的背景之一。
但是，對我個人來說，開始從事台灣殖民地經濟問題的研究，是在留學日本後期的幾年，約在結束研究生院博士課程之後。起初，我對國際經濟持有籠統的興趣，隨著時間的流逝，不知不覺地迷上了這個課題，為此而於1961年的夏天負笈東瀛。此後，痛感需對屬於社會科學的經濟學加以理解，從打基礎開始於斯，在攻讀研究院課程期間，幾乎將時間都用在對經濟學的咀嚼與消化上。
「東大紛爭」（1968年至1969年）使我受到不少影響。一向怠惰的我，也感到已經到了必須進行正式研究的時期。原試想以低開發國一般性的個案研究來分析戰後的台灣經濟，但由於追溯到戰前殖民地經濟的原點，反而給自己埋下了日後不得不深入探討這一問題的伏筆。此時賜教予我的導師是川田侃先生。在我為問題的探索而大為徬徨之際，他提示了做為本書根本的立論方向。它與踵繼東大經濟學系國際經濟論這一系譜的新渡戶稻造和矢內原忠雄二位大師的學派有一定緣結。事實上，我的研究主題不僅與二位大師對台灣殖民地的經營和研究有關，就連我所開拓的新課題，也是承襲二位大師的研究成果而得以成立的。
這一研究課題對於當時尚在起步的我來說，確實是一個相當沉重的包袱。我將自己的研究課題設定為「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決定就日本資本主義的統治及經營的變化條件，以及隨之而來的台灣殖民地社會的經濟結構及其變化加以全面敘述。而日本資本侵入台灣以及由此引起的台灣本地資本的變化，則是本書所要研究的主軸之一。而對與此相關聯的問題的認識、分析的角度及內容的構成等，則由於在序章中已做詳述，擬在此加以省略不贅。
拙論的主要結構早已設定，但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仍然遇到許多困難，時而也有很深的感觸。各種調查報告、統計資料以及各種論文，均係統治國日本專為適合於其推行殖民地統治及經營為目的而寫的。然而有關我們自己台灣社會的資料，即使包括個人傳記在內，也是非常貧乏的，也可以說是空白。台灣本地文化累積之缺乏，正說明本地社會及民眾長期受殖民統治造成的結果，是最嚴重的問題之一，而今仍然暴露出台灣自身文化的荒蕪這種悲慘的事實。
由於上述原因，如拙論中出現資料調查不足，或因粗淺的推論而造成錯誤，或在結構上出現論述不貼切等瑕疵，成了一本厚而成果微薄的書籍，這完全是由於個人能力有限，惶恐之至。尚祈諸位讀者不吝指教。
拙論之所以能夠勉強完成而得以付梓，功在受惠於良好的研究條件，以及多位良師、前輩和朋友們的幫助。其中，楊井克巳和川田侃兩位老師，自碩士課程到博士課程，一直給予我寶貴的訓諭。尤其令人難以忘懷的是，川田老師甚至在日文的文章寫作方面，也給予我細密的教導。在此期間，我還獲得聆聽應用經濟學課程各位老師的講授及實習的機會。其中，受隅谷三喜男和大內力兩位老師的薰陶尤深。還有幫我審閱初稿的渡邊尚氏（現任京都大學副教授），以及在出版之際佐伯尚美老師從結構問題到細節的敘述方面不惜餘力地給予我懇切的建議，令我感到非常幸運。此外，我還要衷心地感謝讓我充分利用圖書的東大經濟學部圖書館，以及在資料方面給予我多方援助的亞洲經濟研究所、財團法人糖業協會和其他諸機構，以及朋友、前輩的大力鼎助。
在出版之際，承蒙川田侃老師的推薦及東京大學出版社的支持，接受了學術書籍出版基金的特別撥款資助而得以出版，非常感謝。還有，該出版會的石井和夫惠予筆者多方照顧，以及煩勞渡邊勳氏的校正與裝訂，在此一併致謝。對於以上諸君的大力協助，著者實感銘五內，在此謹獻上最深厚的謝意。另外，從內心感謝自研究院從事此項研究以來，一直辛勞助我的妻子──秀美。
?照彥
1975年4月
寫於長崎縣立國際經濟大學研究室（佐世保•相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