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以祿有幾種可能的途徑。第一種是學院的讀法,就是從他的代表性學術著作《法制史》(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開始。以祿畢竟是波爾多政治學院的法學教授,他開設的主要課程之一,就是法制史。這套著作顯然是他倚重的核心教材,從古代法律制度談到現代,可以看出「法律」或「律法」在人類文明史中的重要。第二種讀法是批判性的,可以從他談馬克思和現代政治的著作出發。以祿曾經加入共產黨,對馬克思理論非常熟悉,也以此寫作不少對現代政治體制批判的書。第三種途徑是對科技社會的反思:以祿在《技術社會》(La technique ou l’enjeu du siecle, 1954,另譯《科技社會》)、《技術系統》(Le systeme technicien, 1977)和《傳播》(Propagandes, 1962)等重要著作中,表達出對科技威脅現代社會的深切關懷。
對於這位法國基督徒思想家來說,科技社會已經完全失落了自由、尊嚴、奧祕以及想像了。科學與科技、進步的神話、金錢、工作能力、財產與性高潮,終必如風、如煙、如霧,虛空中的虛空。這是生命意義的問題。以祿晚年寫下了《存在的理由:從傳道書看科技社會的虛空與盼望》(Reason for Being: A Meditation on Ecclesiastes,法文本於1987 年出版,英文本於1990 年出版),中文本的副題一語中的表達了他這本著作的主旨。以祿在第一章的第一節直言:相對於他那本可以看為導論他所有作品的《上帝國度的臨在》(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法文本於1948 年出版,英文本於1951 年出版,另譯:《神國的臨在》),本書可算為最後的說話了(第6 頁)。由此而言,對於以祿來說,這本默想傳道書的作品大有總結的意義,雖然其後他還是出版了好幾本著作。
以祿自言閱讀、默想傳道書超過五十年之久(第4 頁),對他來說,聖經不是可有可無的。他在《意與行:為基督徒所作的倫理學研究》(To Will and to Do: an Ethical Research for Christians,法文本於1964 年出版,英文本於1969 年出版)的引言即表示:「我思想的判準是聖經的啟示,我思想的內容是聖經的啟示,聖經的啟示為我提供了起點,我的方法是辯證的,藉此辯證聖經的啟示被賜予我們,而我的目的是為倫理學找出聖經啟示的意義。」(頁1)以祿拒絕以哲學系統或任何系統來整理聖經的內容,他也拒絕一切科學的釋經,因為這些釋經方法�鑑別方法把應該被置於聖經啟示底下的現代世界倒轉過來。只能讓聖經引領釋經者的思想,這是一種存在式的閱讀,而不是方法先行或概念、系統先行的閱讀。於此,以祿實在深得丹麥神學家祈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55)的箇中三昧。他這本書的第一章標題「初步論辯與非權威後記」,豈非向祈克果的作品《〈哲學片段〉附筆:非學術的結論》(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o Philosophical Fragments)作出回響?事實上不單章題如此,內容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