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德國風險：反思德國浪漫主義的政治實踐

序言

「風險大國」德國─「夢想政治」所引起的混亂

　　戰後歐洲的體系或許已經來到臨界點。

　　之所以讓人如此惴惴不安，起因於2015年接二連三發生的事件。

　　舉凡回教激進派對法國巴黎的政治性刊物《查理周刊》發動恐怖攻擊，烏克蘭政府軍與親俄武裝民兵在烏克蘭東部的衝突升高，加上希臘的債務危機，以及經由地中海、巴爾幹半島大量湧入的難民潮等，無一不撼動世界。於是，歐洲各國的右派政治勢力、民粹主義乘勢而起，英國與西班牙的地域主義也逐漸抬頭。

　　這些事件有相當程度的彼此牽連。共同貨幣「歐元」不僅沒能整合歐洲，甚至還加速了分裂。年輕移民的高失業率成為造就恐怖組織的溫床，掀起排斥移民的情緒，進而導致所謂右派民粹主義的抬頭。烏克蘭危機則危及戰後歐洲所形塑出的以和平手段解決紛爭的程序，以及把俄國納入歐洲的觀點。而面對大批湧入的難民，不再只是靠寬容的態度就能解決問題。

　　如今的歐洲，愈想貫徹戰後建立的統合、和平、寬容與自由的理想，就愈讓自己陷入自綁手腳的困局。

　　而這個變局的源頭，在於具鶴立之姿的德國。如果說歐洲生病了，想來大部分病因應該也是德國引起的。

　　芬蘭某位市長說的話

　　我想到有個芬蘭人說過的話。

　　「德國人會作夢，芬蘭人很實際。」

　　芬蘭核電廠所在地的鎮長哈利．席特（52歲），坐在布置簡樸的鎮長室裡，一臉嚴肅地回道。

　　從首都赫爾辛基搭乘火車再轉巴士，約莫四個小時車程後來到面對被瑞典和芬蘭包夾的波的尼亞灣的歐拉約基（Eurajoki）鎮，已然是2011年8月22日那個晚夏的往事了。位於小鎮西端伸往波的尼亞灣的歐基羅德島頂端的，則是歐基羅德核電廠。這裡有兩座運轉中的核子反應爐，另有一座正在興建中，更計畫要興建第四座反應爐。安克羅核廢料最終處理場（OKALON）也正在興建中。

　　席特的這番話，是針對我問「德國都已經決定廢核，芬蘭為什麼還推動核電」的回應。至於他之所以有德國人「會作夢（dreamer），芬蘭人很實際（practical）」這樣的定義，以下是他的說明。

　　「如果想要維持生活水準，我們一定要有能源。於是就有兩種可能：一是我們自己生產能源，一是向鄰國俄國購買。大部分的芬蘭人不願意（因為能源依賴俄國）自己的生活受制於俄國。德國是大國，能和俄國平起平坐，但芬蘭卻不能。我們從多次與俄國的戰爭中，知道了俄國是怎樣的國家。」

　　姑且先不想芬蘭緊鄰俄國的地緣關係，讓我醍醐灌頂的是那一句「會作夢」。我覺得在那瞬間，始終籠罩在我腦海裡的迷霧，頓時清明了。與芬蘭人的實際相較，德國人被定義為會作夢，我認為這精準地掌握到德國和德國人的本質。

　　我在採訪德國激進的廢核行動，以及喧騰一時的認為歐元可能有崩盤危機時，對德國人的舉動和想法，強烈地感到懷疑。

　　為何德國在報導福島第一核電廠的事故時，總是訴諸於情緒？為何遠在他方的日本所發生的事，會促成德國廢核的決定？為何一再被指出不健全的歐元，仍在德國的主導下導入？這些疑問不斷地在我的腦海中盤旋，而謎底揭曉的啟示，皆得自於席特的這一番話。

　　若要定義「會作夢」，那麼就是在德國人的思維中，有著不用清晰的眼光謙虛地看待現實，而是帶著成見與尺度來解讀，以及將目的與夢想擺在前面，對自然和非理性抱著過度憧憬的層面。這本書就是以會作夢的德國人的概念為前提，嘗試剖析德國的「風險」。

　　能源轉型是場莽撞的賭局嗎？

　　受到2011年3月11日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的影響，梅克爾政府立法要德國在2022年之前全面廢止國內核電，同時也訂定提高再生能源使用率的目標，2020年之前達到35%，2030年之前為50%，2050年之前達到80%。將廢核與普及自然能源並行，如此具野心的能源政策，德國政府稱其為「能源轉型」。

　　但是，借用德國能源專家、能源署公司（Dena，由德國政府出資一半而成立的企業，主要業務是研究自然能源與訂立計畫）總裁史蒂芬．柯勒所言，「2000年時，一千部發電50百萬瓦（Mega? Watt，編註：100萬瓦＝1000千瓦）以上的發電機組，能夠應付德國90%的發電量，但是到2020年，300萬部發電機組只夠負荷50%。」

　　想要實現能源轉型，除了增設（輸電）線路網，還有後備發電廠、蓄電設施、智能電網（具有通訊、控制功能的電網）的整備，還要架設遍及全國、甚至連結歐洲的新型供電網路。這可說是嘗試對能源系統進行根本上大變革的「哥白尼式革命」。

　　從著手能源轉型至今（2015年），已經過了四個年頭，德國國內對電費上漲愈加不滿，對能源轉型能否實現有愈來愈大的懷疑。

　　導入自然能源的主要作法是以固定價格收購，而轉嫁給消費者的，就是賦課金高漲，以致電費更加攀升。家用電費從2000年開始一直提高，2014年的電費，以一年消耗3500千瓦．時（Kilo Watt-hour，編註：1000千瓦．時＝1度）、成員3人的標準家庭來看，一年的電費約高達1019．88歐元，相較於2000年的487．9歐元，已經提高了兩倍多。

　　而面臨能源轉型窒礙難行的現實，梅克爾政府緊急修正了政策。2014年6月27日，德國聯邦議會（眾議院）通過了再生能源修正法案，主要是為導入自然能源的發電量設定上限；急速降低收購價格；具有某種程度以上設備容量的自然能源發電者不再收購，而且在電力市場中有出售義務。

　　結果，2015年電費上漲之勢似乎稍緩，不過長期而言，仍可預見電費還是會上揚。而不穩定的自然能源，則為確保電力供應的穩定增加了難度。究竟能不能解開能源轉型陷入的瓶頸，目前仍是未知數。也許未來蓋棺論定時，能源轉型終究只是一場莽撞的賭局。

　　德國之所以走上能源轉型的路，是311東日本大地震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帶來的重大衝擊所致。

　　德國的媒體，在事發後悲觀地預期這次災情遠甚於車諾比事件（1986年），紛紛對東京電力及日本政府提出道義上的譴責，認為事故所造成的災害被輕估。

　　德國媒體對核電廠事故的報導，與德國社會呈現的歇斯底里現象，其實是互為表裡的。梅克爾政府就是在喧騰的社會氛圍下，於2011年5月30日做出2022年底之前廢核的決定。這個決定不是根據經濟上合理與否充分判斷，而是受迫於失控的德國媒體報導與輿論，所做的政治決斷。

　　因遙遠的日本發生的核電廠事故，而一股腦地衝向廢核的德國社會，這突如其來的巨大變化，著實讓我瞠目結舌。

　　歐洲的德國化

　　2009年爆發歐元危機，5年後的2015年4月，年輕人失業率在西班牙及希臘依然超過50%，居高不下。而南歐各國債務之大，顯示想根本解決歐元危機，還有一條漫長的路要走。2015年，希臘因政治情勢，再次引爆了債務危機。

　　回顧歷史，從柏林圍牆倒塌（1989年）到兩德統一（1990年）這段時間，歐洲主要各國在交涉過程中，西德總理柯爾與法國總統密特朗認為有必要盡早瞭解共同貨幣導入的可行性，歐元危機的問題根源即發端於此。法國擔心統一後的德國會更強大，想讓德國放棄使用馬克，急欲在原本僅有西德實際握有決定權的歐洲金融政策上，恢復法國的影響力。

　　而西德則抱持著一直以來讓貨幣統合與政治統合並行的主張，也就是以極端理想主義的立場來實現歐洲聯邦，而這與二次世界大戰後西德所處的特殊境況有關。西德將想走出過往納粹及屠殺猶太人的陰影，以及實現歐洲區內和平的夢想，寄託在民族國家的解體，也就是歐洲的統合上。對柯爾而言，歐洲統合是「戰爭VS.和平」的問題。

　　柯爾一心要讓德國的統一成真，但在密特朗的強烈要求下，先擱下德國一直以來的主張，轉而採行先讓貨幣統合實現的方針，在歐洲區內的政治統合尚未實現的情況下，仍導入歐元。

　　不過，柯爾並未放棄他的夢想，只是把導入共同貨幣當作一個台階，依然對實現歐洲統合抱有強烈希望。可是歐元雖做到貨幣（金融）統一，但也帶著（財政）各自為政的結構性先天缺陷。歐元危機的發生，就是導因於政治判斷優先於經濟合理性的錯誤。

　　柯爾的夢想─歐洲的統合，理應會帶來「德國的歐洲化」。但德國統一已經過了4分之1個世紀，從施洛德到梅克爾，統一後的德國所產生的變化很難被翻轉。德國，克服了東西分裂的扭曲，回復到一個國家該有的主體性。柯爾樂觀地認定德國的國家利益即是歐洲整體的利益，然而在經過世界金融危機、歐元危機之後，歐洲各國的利益產生了極大差異，使得這個樂觀的論點很難達成。若說德國外交捨棄了與歐洲各國之間的協調，固然與事實相違，但德國不會再為了愈形背道而馳的歐洲整體利益，犧牲自己的國家利益。柯爾過去所懷抱的政治統合意圖已愈來愈淡薄，「歐元．浪漫主義者」柯爾所擔負的「德國的歐洲化」，到了梅克爾，則轉變為「歐洲的德國化」。

　　歐洲統合與原來預想的藍圖反向而行。歐元這個體系本就有造成財富向德國集中、周邊愈形窮匱的必然性。然而歐洲並未抑制德國，結果，一個讓德國握有絕對主導權的歐洲，逐漸形成。

　　而被迫貧窮化的人們，對歐盟（EU）及富國，特別是德國，則充滿怨懟，醞釀著歐洲分裂的可能性。

　　對俄國、中國所抱持的東方憧憬

　　2014年面對烏克蘭危機，所謂「理解俄國的人」、「理解普丁的人」（理解者的德文為Versteher）這樣的說法，卻在德國境內大為流行、廣為人知。

　　在這場危機的風暴中，普丁所採取的對抗手段，就是併吞克里米亞，這種蠻橫的行徑，明顯視赫爾辛基宣言（1975年）等國際法的秩序為無物。但是很多德國人對普丁以歷史為憑的思維與行動有親切感，所謂的「理解者」（Versteher），就是指那些絲毫不掩飾這種親切感的政治人物或評論家。

　　德國代表性新聞雜誌《明鏡週刊》（DerSpiegel）寫道，德國人的骨子裡多少被「東方=俄羅斯」所吸引，「對俄羅斯抱持浪漫主義」。亦即，相對於西歐的人權、自由，還有理性主義與啟蒙主義，對於豐饒卻也隱諱的東方世界總是帶著憧憬。托瑪斯曼（Thomas Mann ，德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即對西歐的理性主義有所質疑，他認為與法國（西方世界）所代表的「文明」相對，屬於東方世界的德國代表的是「文化」。（文明與文化的相對性，詳見第4章）

　　烏克蘭危機也同時讓德國人對自身認同有了疑問：「我們真的已經是西歐的一份子了嗎？」

　　而德國的東方大夢也追到了歐亞大陸的另一個大國中國，在中日對歷史問題認知對立的局勢下，憧憬東方的德國很容易偏向中國立場，對日本而言毋寧是個危機。

　　2015年3月9日、10日梅克爾的訪日，其實也印證了這種令人不安的趨勢。梅克爾總理訪日前，日本外交當局對德國抱持保留態度，因為日本擔心梅克爾會不會在歷史問題的認知上站在中國、韓國的角度，而對日本多有批評。實際上，在歷史認識這方面，德國媒體早就將安倍政權稱為「歷史修正主義」，負面報導持續不斷。

　　梅克爾在日期間的公開發言，大致而言相當克制。但德國總理辦公室在日本舉辦的演講會，承辦單位選的是朝日新聞社，該社當時正因為誤報從軍慰安婦問題而備受抨擊。演說內容也婉轉對安倍政府的歷史認識提出批判。在德國，不只是媒體，學者和外交官當中，批評日本「國家主義傾向」者所在多有，成見根深蒂固。

　　相對於對日本的否定態度，德國對位於大陸的國家，如俄國及中國，則表現出相當的共感與理解。這或許可以從經濟關係日趨緊密，以及冷戰瓦解後脫離美國影響來解釋，但其實並不全然如此，正如《明鏡週刊》所說的，這種差異更來自於本質上對大陸國家的親近感。

　　我們有必要向拙於處理政治現實的德國學習嗎？

　　本書主要處理的主題如上述三點，即能源轉型、歐元危機，還有向俄國、中國兩個東方世界靠攏。我會選擇這些主題，首要理由即在於這幾年日本也相當關注這些問題。

　　日本在提及和德國相關的話題時，往往有人質疑「德國能下決心廢核，日本為何不能」、「為什麼德國不願意對希臘伸出援手」、「德國人是否重視中國更甚於日本？」希望這本書能多少有助於對這些問題的解答。

　　不過更根本的理由，其實是想透過這三項主題的探討，檢證前述芬蘭鎮長席特話中提及的「作夢的德國人」的性格是什麼？想看看將能源系統的革命寄望於廢核、將歐洲永續和平的夢寄託於歐元、將固有精神的故鄉往非啟蒙主義的東方世界尋根的德國樣貌。

　　德國人「愛作夢」的性格，在音樂與文學領域造就了豐厚的文化遺產。然而一旦面對現實問題，彆扭的性格和症頭就顯現出來。德國人的言行只要上了政治舞台，就生硬笨拙。正如作家托瑪斯．曼所說的，德國人「拙於面對政治現實」。

　　日本和德國所處的地緣、歷史條件大相逕庭，但兩者國力皆堪稱一方之霸，累積的能量與成熟度，對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有相當的影響力，並同樣在確立霸權並擴大時嚐過挫折。

　　而在當今全球化以及新興國家抬頭的世界情勢下，兩國在摸索維持繁榮的道路上有著同樣的際遇，也同時因少子、高齡化而處於社會活力衰退的關鍵時刻。兩國同為七大工業先進國（G7），在區域紛爭、環境問題、伊斯蘭恐怖主義、海盜對策、核武縮減、聯合國改革等複雜的國際社會中，有太多課題應該彼此合作，甚至已在一些議題上攜手，共同尋求解決之道。今日，德國仍是值得日本認真關注的對象。

　　只是，討論日德比較時，日本人很容易將德國當作借鏡，期望能用來客觀省視自己、加深自我認識。這種借鏡的期待，應該停止了。

　　這類「向德國看齊」的論調，至今根深蒂固，認為德國已經清算完負面歷史、與鄰近諸國修復關係，值得當作日本的榜樣。日本人喜歡德國，進而理想化德國的許多層面、以偏概全的老毛病一直改不了。即使事實上曾因此多次誤導我們的方向，這種論調依然如故。

　　在能源政策與區域統合，還有對俄國與中國的態度上，若要日本以德國為師，我持否定的看法。因為，無論在地緣政治或歷史的條件上，日本與德國都不一樣。德國人「夢想家」的思維方式，已然危機重重，相信讀者透過本書可瞭解一二。

　　德國只要走德國人自己對國家期盼的路即可，日本若是完全仿效，可能會自取滅亡。說穿了，本書的執筆動機，其實正是源於此危機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