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當代《孟子》人性論的省察：以漢學家的詮釋所展開的反思

序

省察前緣動機

　　「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以上是趙歧在〈孟子題辭〉中對孟子推崇備至，由此可見孟子在儒學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但，究竟是什麼理由使得孟子在中國文化長期的衍流過程中，始終保持著活力，甚至越來越受到後人的推崇呢？面對此一時代命題，必須扣緊著孟子之學的內容與精神，方能獲致答案。

　　筆者在撰寫此一章節時，時光悠悠，遙想多年前初次聆聽袁老師在〈中西哲學比較研究〉的課堂中講演孟子的神情。時而道以所如者不合，不惜與之風潮破裂；時而講傳統文化的深情憂思，時而言自我期許的時代使命。那種雖與孟子不同的時空背景，卻是截然有著然而無有乎爾的悵然，則亦無有乎爾的浩歎，更甚是若傷天地心之歷史心境亦同的襟懷。此一哲人風範，深深吸引並撼動了筆者想一窺究竟的企圖。此後，老師和孟子竟順理成章的架構了我的生命之學。《孟子》一書，於焉成就了筆者著力著文的發軔。

　　中國哲學中的《孟子》，向來是被研究得最廣泛、透徹卻又似乎未能獲致研究者共同認定的一致性成果。承前賢傳述，於今漢學家對中國哲學做為西方或進一步融攝中西之深入的研究，使其中國哲學得以綿延不絕，推陳出新，璀璨豐富。不過，由於研究者本身的學養背景相異，援引的哲學路數不同，是故，面對同樣的一部《孟子》經典，往往卻釀出了與經典迥然不同的風味，迫使孟子研究，呈顯出理解上的莫衷一是及多元歧見的異常混亂情況。換言之，對於當代孟學詮釋的分化，表面上是對於文本的解讀不同，事實上，則是無不與詮釋者自身所持之問題意識與使用的概念工具有關。由於筆者關切的主題落在當代《孟子》人性論的省察的現代性意義上，因此揀擇的系統也以當代儒學研究的重要成果為範園。雖說是當代《孟子》人性論的主要核心在於研究「性」，但作為「性」的延伸必將論及到「心」、「天」、「命」等諸概念之間的關係。因著「盡心」才能「知性」，「知性」始能「知天」。而其「命限」，即是關鍵，是天命所賦予責任的命限義。逃無所逃的面對「命」限，才能是盡「心」、知「性」而知其「天」。因此，面對孟學的詮釋差異，我們首先要釐清的就是詮釋者在價值主張背後的問題意識與思維脈絡，一旦問題意識與思維脈絡獲得疏解釐清，則價值主張的成立與否之探究，才能夠從如何可能之中，進而成為可能。

　　在傳統的中國哲學中，心性論無疑是最具特色的重要課題。以此為其論題所提出的最原始心靈的孟子，其文言簡意賅卻一直是作為近代學者闡幽發微的依據。回顧孟子心性論在當代儒學研究領域發展，牟宗三先生致力於傳統儒學詮釋和現代儒學重建，以及通過中西哲學對比所做的義理判教，其思想體現並代表了當代國際漢學界和比較哲學界的共識，誠然復活了孟子文獻，尤以所著的《心體與性體》望重於世，也將孟子心性論納入了一個更開闊、更具時代性的思考脈絡中。與此同時，當代學者對傳統文化進行獨立學術研究，成績斐然，其中又以勞思光先生堪為代表，在《新編中國哲學史》中，對於儒學有著獨到的見解，其觀點既有別於前人定論，更與新儒家有所分歧。兩人都將儒學理解為道德心性之學，理論特質歸結為「主體性」學說。然而彼此間對儒家思想所體現的「主體性」之實質卻有著不同的理解，分歧的焦點在於是否承認道德心性與形上實體的關聯性。就牟氏看來，儒學的根本特徵在於建立了「天道性命相貫通」的「道德的形上學」，基本特點是「即存有即活動」、「即內在即超越」。而勞氏則斷然否認孔孟思想中有形上學的延伸，僅認為完全走向內在的道德心性一路堪為儒學的正宗，並認為任何形式的形上學或宇宙論都不能對道德行為產生理論效力，因此儒學在本質上是以心性論為中心的哲學。簡而言之，牟氏以其「天人合德」述之，勞氏則認為「德本於人、無涉於天」。牟氏思辨地證立儒家自始具有道德的形上學，並以此為道統從而分判宋明儒學；而勞氏則是質疑任何訴諸存有價值學說的理論效力。又，在面對孔孟思想的認定上，牟氏認為孟子拓展道德性的心來知天，具有一種超越意識和形上追求，這種由人而天的理路正與《中庸》、《易傳》由天而人的理路相得益彰；而勞氏則認為孔孟的義命分立將宗教意識轉化為純粹的主體實踐之人文精神，這種心性論與《中庸》、《易傳》所體現出混雜的宇宙論和形上學的思想根本不相類屬。然而即便是意見相左的兩人，在西學東漸，當代中國心靈普遍眩惑於西方知識傳統的氛圍下，通過了中西哲學的對比，作為突顯儒家心性論特質的努力，不僅別具慧眼，亦基於這樣的的問題意識，對於進一步釐清《孟子》中的「心」、「性」、「天」、「命」諸概念間之關係，更是深具啟發性的時代意義。

　　自十六世紀末西方耶穌會士（Jesuits）登陸中國，發展出真理與謬見雜糅的傳教士漢學，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西方專業漢學於焉形成，直到今天專業漢學的多維展開，西方漢學已經走過了四百多年的漫長歷程。學術界越來越多人所意識到的，因著問題意識及文化背景差異，中國哲學在其產生之初，注定走上與西方哲學完全相異的道路，從而形成了自我鮮明的特質。2005年由江文思、安樂哲所合編的《孟子心性之學》，紀錄了近十多年來漢學界關於如何理解孟子「心」、「性」、「天」、「命」諸概念間之關係所展開的一場爭論，雖有其價值觀點貢獻，卻也生動反映出漢學界在不同哲學背景下研究儒學所遭遇的諸多困難。確切來說，這些漢學家正嘗試透過評論來做為對於儒學核心中「心」、「性」、「天」、「命」等諸概念間之關係的範疇與課題。文中記載了英國漢學家葛瑞漢（Graham，A.C.）於1967年在《清華中國研究雜誌》上所發表的《孟子人性理論的背景》一文，考察了中國古代文獻中「性」的概念，解釋孟子所面對的「人性」問題。此文發表後，引發了近二十多年來西方漢學界對孟子人性概念的爭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夏威夷大學的安樂哲（Roger T.Ames）教授與哥倫比亞大學的華藹仁（Irene Bloom）教授之間的爭論。葛氏關於孟子的人性概念是事實的和規範的觀點激勵了安氏和華氏，二人從比較哲學的視域來作為對於孟子人性概念的解讀，對於我們理解孟子的人性概念，深具重要的啟示意義。

　　安氏作為當代著名的漢學家，涵泳於儒道各家，貫通古今中西，是中西比較哲學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對於中國哲學獨特的解讀和詮釋，成就非凡，獨步當代，大力推動了中華文化並走向世界。其博士論文不但是在葛氏的指導下完成，亦曾受教於牟氏與勞氏。是以上述淵源之故，對於當代詮釋的爭議，筆者擇其牟氏和勞氏二人在儒學觀點各顯其內在問題對諍為其起點。其次，本文通過了葛氏、華氏及安氏等一批卓有影響的漢學家參與其中，對於《孟子》核心中「心」、「性」、「天」、「命」等諸概念間之關係的批評，揭示了理論背後所隱含的整體論述預設及其可能導致的理解差異，提出不同文化思潮相互碰撞激蕩的可能途徑，對儒學的創造性闡發，做為後代學人提供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最終，筆者對此一研究並解碼漢學家的接受語境、問題意識以及視域融合的具體表現，嘗試做出自己的價值評判，探究漢學家之間在思維上的深刻關聯，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啟動了經典中的《孟子》，並藉以攬鏡自照，使《孟子》成為西方乃至現代中國自身思想建構的力量，成就活著的中國哲學經典。

　　本書的目的與其說是要直接證成漢學家們對於詮釋當代《孟子》人性論的省察，所獲致在現代文明中的價值意義，倒不如說是提供了另一種原本就忠於孟子文獻的一種客觀上的理解。因為，只要我們肯認了孟子思想本有其內在的整體性與一致性，亦同時與所置身的傳統和時代的環境息息相關。那麼，對於當代學者為文本發聲的率先導引及其研究成果，便能消弭所形成的爭議性問題。接著，筆者再以其漢學家不同的理解系統，所展開的反思構建，並經由義理比較分析，推演箇中問題，分判其中得失優劣，企圖讓爭論及拘泥焦點的核心概念，還原至自身文獻及其歷史脈絡。尤有進者，澄清研究孟子所引發的爭端，重新提供心靈洞見的參考資藉，也為所有關懷當代文明方向及其人性動態實踐的現代人，提供了忠於孟子思想，俾使經典發光的價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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