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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分斷:陳映真與朴玄埰

思想的分斷:陳映真與朴玄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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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9086073
延光錫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2019年6月30日
110.00  元
HK$ 93.5  






ISBN:9789869086073
  • 叢書系列:台社論壇
  • 規格:平裝 / 332頁 / 14.8 x 21 x 1.66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台社論壇


  • 人文史地 > 世界史地 > 地區史 > 亞洲地區

















      《思想的分斷:陳映真與朴玄埰》是一本在亞際文化研究的歷史脈絡中所進行的實驗作。此書從區域的視角出發,將分享殖民、分斷、冷戰和後冷戰的歷史經驗的南韓和台灣,視作相互參照的對象,並通過台灣的陳映真(1937-2016)和南韓的朴玄埰(1934-1995)的相互觀看,試圖打開超克現成知識體系的階序和分割之新的討論空間。尤其,在此書摸索與去殖民�去帝國的多元世界相配的知識實踐道路的過程中,毛澤東思想、竹內好的「作為方法的亞洲」、溝口雄三的「作為方法的中國」以及陳光興的「去帝國」成為支撐此實驗的核心思想資源。換句話說,若沒有20多年亞際文化研究的歷史所形成和深化的相互參照網絡以及歷史思想資源的累積,那麼此實驗根本無法進行。不過,對於1990年代末後冷戰局勢下,面對知識生產模式的轉型需求而起步的亞際文化研究,此書亦是一個檢驗其20年的成果和侷限的試金石。


     





    【推薦序】──回望一個相信新世界的年代�陳信行

    韓文版序



    敘說

    思想性巫祭



    戲台

    走進區域性參照

    歷史掛帥與區域性參照研究

    知識的矛盾

    殖民之後的知識

    知識與去殖民的困境

    東亞區域參照點與歷史掛帥

    反思當代的殖民性:以朴玄埰為線索

    第一線索:一九八○年五.一八與民眾主體性的困惑

    第二線索:一九六○年四.一九與「民主」的悖論

    「奴隸的特色」:殖民性的持續和演變



    奉請

    當代歷史中間物──陳映真(一九三七-二○一六)與朴玄埰(一九三四-一九九五)

    作為參照點的台灣:陳映真

    歷史意識:早期文學

    如何克服愛的不可能性?──早期和中期的文學

    分斷、內戰、民眾

    相互參照所呈現的歷史特定性

    作為歷史中間物的朴玄埰

    戰後實踐型知識分子的困惑

    歷史中間物的原型體驗:以「未完成的回憶錄」為中心

    如何歷史化一九八○年代?



    灌浴

    一九八○年代與後冷戰轉型的悖論──「社會性質論戰」

    為何反思南韓社會性質論戰?

    光州五.一八與「民眾論」的悖論

    一九八○年「光州慘案」與思想運動的主體性問題

    「主體」的「民眾」之興起與去歷史化

    民眾論的再歷史化與朴玄埰的民眾論

    陳映真的南韓情結與社會性質論

    第三世界認識下的韓國情

    台灣社會性質論

    「思想的貧困」與「思想的斷裂」

    朴玄埰的社會形態論和社會性質論

    一九八○年代思想課題與朴玄埰的位置

    「目的性的論戰�意外的波瀾」

    朴玄埰的孤獨:短暫的「開放」與「斷裂」的深化

    反思「貧困」和「斷裂」的相互內在化

    互相參照的認識與後冷戰的悖論

    「貧困」和「斷裂」



    奉送

    新殖民�分斷體制下思想繼承

    殖民主義現代性與知識的所有

    新殖民性認識與思想繼承的矛盾:朴玄埰與白樂晴的爭論

    文學與經濟的關係

    分斷體制與第三世界

    「新殖民�分斷體制」與去殖民的困境

    被忘卻的遺產:《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與新殖民�分斷體制

    歷史與理論

    結構與諸範疇

    民族經濟論」與新殖民�分斷體制



    拆台

    重新開啟思想解放空間

    朴玄埰的困惑:具有開放性的可能性

    東亞去殖民主義:亞洲作為方法

    回顧《思想的分斷:陳映真與朴玄埰》



    後記

    【讀後】──延光錫的工作意味著什麼?�陳光興

    附錄

    朴玄埰與陳映真年譜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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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文版序



      邁入二十一世紀已有十八年。此時回顧二十世紀一九八○年代東亞和南韓思想狀況,而進行重新歷史化到底有什麼意義?



      自從今年〔二○一八年〕一月起,朝鮮半島和東南亞的局勢進入了動盪時期。經過朝鮮戰爭而鞏固化的分斷體制也似乎動搖著,尤其體現在朝鮮半島南方和北方的最高領導在板門店的會晤上。有些人更預測終戰宣言或停戰協定將轉換成和平協定。如果局勢的轉變朝向真正的和平,我們應該都要歡迎它。不過,作為知識工作者,我面對如此轉變,首先感到慚愧。因為,雖然知識不決定政治,但不參照知識的政治也不存在。



      我面對如此局勢的變化,回想起一九八○年代中後期和一九九○年代初中期我們的知識狀況。我們如何經歷了東歐社會主義的動搖與崩潰,那一個口耳相傳的「歷史的終結」的年代呢?那個年代正是藉由西方現代性的標準,如資本主義發展(加入OCE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自由主義政治體制(所謂民主化)、國際法上國家性質(作為聯合國的成員)等,而讓被賦予的正常性在假想上得以充足的時期。但是,隨即於一九九七年發生的危機暴露了此「正常性」的虛構性。而後,我們的二○○○年代到底意味著什麼?再一次的,我們假想地克服一九九七年以後的危機,但二○○○年代實際上是以「危機的日常化」為代價而得到的。結果,當下的危機已經成為在地生活的人們之日常感覺。然而,我們仍在暗中摸索解決危機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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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他 著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