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１
重新審視債的歷史
經濟學家的罪惡？
本書的作者大衛．格雷伯教授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精神領袖，讀者應該不難想見這本書是批判資本主義的。不過，仔細閱讀這本書，可能讓你驚訝，作者不僅要從歷史中梳理出體制的邪惡本質，還大膽挑戰了「欠債還錢」這個看似天經地義的觀念。格雷伯教授以文化人類學的角度，所呈現的「債的歷史」則是環繞在「債」的觀念如何產生，以及資本主義所依賴的經濟學理論如何忽視了「債」的現實，因而導致當今市場經濟社會無法解決「債」的問題。
我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心情一直很複雜。一方面身為經濟學家無法接受格雷伯教授的指控，另一方面卻又看的不能釋手，幾天之內就仔細讀完這本頁數龐大的鉅作。放下書稿，不得不承認這樣一本有別於經濟學邏輯的書所帶來的知識衝擊，我也必須做點回應，釐清一些經濟學的見解。
格雷伯教授把矛頭直接攻向經濟學的祖師，認為當今的資本主義陷入困境乃是因為源自於亞當斯密所建構的社會想像中，市場交易是「以物易物，沒有債務」。這個學術神話引領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直到今日無法認識債的本質。那麼該如何認知「債」在人類社會中的意義呢？格雷伯教授從五千年前古文明的起源開始說起，有些材料是依據神話，認為「債」早在貨幣出現之前就存在人類的關係之中。這樣的關係不是一般所瞭解的交易，而是足以剝奪自由的「奴隸」關係。這讓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誰是債的奴隸？
多年以前，我的母親被鄰居倒會，於是和其他受害人到這位冒名標會的會頭家裡要錢。那一天回來時，母親氣得說不出話，追問之下得知，會頭受不了每晚有人來要債的干擾，回嗆：「你們有沒有人性？」這句話重傷了我那位每日憂愁，不敢告訴丈夫兒子被倒掉多少錢的母親。我當時剛剛成為自我期許應該具有「冷靜的腦，溫暖的心」的經濟學家，並未分擔多少母親所受的打擊，只是極端好奇這人怎麼能說出這樣厲害的防禦攻擊？看了這本書，我明白了。
在那位負債人的眼中，討債的人成了經過幾千年歷史還沒進化的奴隸主。在此我要聲明，如果我的口氣有點譏諷，那完全因為此事的本質，我的確接受了格雷伯教授的說法。這裡的奴隸關係不能單從字面上理解，當時有人建議去找一位正在大張旗鼓從事討債服務的前受刑人，卻立即被前來調解的警察警告，這當然激起了債權人大罵法律保護壞人，但事實的確如此，現代的債權人並沒有古代奴隸主的手段。格雷伯教授所說的奴隸關係，是指自由的喪失。債主可以隨時走進負債人的家裡、工作場所，亮出憑據要錢，即使明知拿不到錢也可以騷擾洩憤。不過，你若換個角度想，除非債主雇用討債公司，不然當討債讓負債人失去自由的同時，債主豈不也沒有了做其他事的自由呢？
關鍵在於創造財富的能力
我還可以進一步拿經濟學為債的奴隸理論作見證。為何債主要控制或干預負債人的人身自由？經濟學所承認的價值創造來自生產，而個人擁有的原始生產工具就是勞動。先退一步從基本說起，債務來自擁有的財富少於支付的義務，負債人說財富已經付光了，債主當然不信，不停的討債行動除了測試是否還有私藏，進一步就是掌控創造財富的來源，也就是負債人的勞動。
作者在最後結論裡才提到「沒有生產力的窮人」，這其實不是債務問題，而是社會福利照顧的範圍。真正的債務問題是有生產力的人卻無法償債。我必須說，經濟學並非沈溺於格雷伯教授所批評的「沒有債務的神話」中，而是直接關注生產力低落的原因。生產力低，原本如果量入為出，也未必就會負債。在此不是辯論人的行為是否理性，或者資本主義如何引誘過度消費的場合。更一般性的問題是為何大量的債務湧現，可能拖垮資金市場，甚至整個國家經濟。
政府債務的問題有其獨特性，其原因通常不在市場機制失靈，而是政治監督失效，更不能怪到經濟學的頭上，因為經濟學界普遍對於政府支出擴張是反對的。寬鬆的貨幣政策的確是導致債務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政府又經常在大印鈔票時擴大支出，因此經常可見政府債務與民間債務同時飆升。不過，政府通常有個最好的藉口，那就是透過凱因斯理論，解釋這是為了應付經濟不景氣，提高所得，免得大家入不敷出。我們還是回到民間負債的問題。
還不清的債
私人為何負債？這本書雖然用了如此龐大的篇幅剖析債的觀念，卻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格雷伯教授可能以為經濟學還停在「以物易物」的原始時代，從未處理過這個問題，不過事實上經濟學當然有答案，在此我只能簡單的說明一些。
可以償還的債務，並不是問題，而且正如本書所述，這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裡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絕對無法償還的債，理論上也不會出現，因為沒人會貸放，如果有人，那該算是贈與。關鍵的問題是，原本應該可以償還的債，為何無法償還？即使你不曾聽清楚過金管會要求投信公司必須公布，而通常被極快速唸過的警語，你可能也知道其中的關鍵字是「風險」。
「債」原則上是沒有風險的，負債人曾經保證過一定償還，可是被借去的「債」卻可以被用在有風險的事情上，讓「償債」也變得不確定。人類的生活中一直充滿著風險，這並非資本主義專有，不同時代各有不同的風險，資本主義確實造成了資本的市場風險，但並非全部。會導致負債的原因很多，失去生產力是最值得同情的，失業、傷殘、疾病都在大多數資本主義社會已經以某種社會保險的方式處理。然而，過度消費，不管是鋪張的婚禮、祭祀，還是購買跑車、遊艇，甚至為了供應子女上大學，都很難要求社會共同來承擔。
古今中外，最讓人痛恨的「債」應該是高利貸，那是因為債的利息超過一般人正常的生產能力，不管多麼努力，也無法還清。本書作者可能想避免「債」的問題被誤解成這個特殊問題，很少提到。另一個較少論及的，是我認為資本主義真正的罪行，金融風險。的確如格雷伯教授所言，借貸與投資在資本主義之前是建立在人際關係的基礎上，資本主義將債與投資變成了商品，產生了市場風險，而且不斷創造或包裝成新的金融商品，讓人難以瞭解其風險。還記得幾乎拖垮華爾街的「連動債」嗎？明明是風險性投資，卻取名為債，其心可誅。不過，我並不認為人際關係就能夠減少風險，市場只是增加了複雜性。多年的鄰居竟然倒會，據說是為了幫女兒從股市虧損裡翻本，越陷越深。
經濟學家應該聽聽
格雷伯教授在書中旁徵博引，講述許多寓言式的故事，卻沒提到我熟記的兩則，難道這也是學科差別所致？我東施效顰一下，讓讀者參考。一是據說蘇格拉底即將受死之前，弟子前往詢問老師有何要事交代，哲人只說了記得要還給鄰居一隻雞。另一則是成語「債臺高築」的典故，為了躲債而建築高樓，用今日的說法，債務到期再用建高樓作為借新債的理由，欠債越多，樓蓋的越高。
雖然我自覺讀了本書收穫許多，我還是要承認，我仍然缺乏格雷伯教授所期望的想像力，不能從容的拋棄當今市場經濟的理念。我為此辯護的學術理由是經濟學研究選擇，即使如馬克思這樣的革命者，基於經濟學的理解，也為代替資本主義提供了另一個選項。不過，我認為經濟學家應該誠懇的接受格雷伯教授的挑戰，認真聽聽批評，嚴肅面對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問題，為下一個時代找出新選項。
劉瑞華
（本文作者為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推薦序２
從債的歷史到佔領華爾街
二○一一年三月，阿拉伯之春仍然炙熱，尚未褪色。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接到加拿大雜誌《Adbuster》邀稿，請他討論在歐洲和美國發生革命運動的可能性。
同年七月，他出版新書《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
他一定沒想到，幾個月後，就出現了他所等待的革命，而且是驗證他所談的債的歷史的理論。更重要的是，他是這個運動關鍵的參與者：佔領華爾街運動。（這個運動最早就是《Adbuster》發起的）
「從他的積極行動和著作來看，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人類學家」，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說。或者說，由於這本談論「債的歷史」的書和他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的角色，格雷伯無疑成為這個時代又一個左翼學術明星。
但他自己最愛的身分可能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他自稱，從十六歲開始就是無政府主義者。在八○年代和九○年代時，他想要參與左翼運動，但主流的團體對他來說都太過於階層化，讓人窒息。但是從一九九九年的西雅圖反世貿運動開始，出現一個「全球正義運動」(Global Justice Movement)──他反對「反全球化運動」的標籤，認為他們其實是「反新自由主義」──一個他夢想中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出現了。此後，他一方面以紐約為基地積極參與直接行動的對抗，另方面在學術上則著力於「無政府主義人類學」（曾著有《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片簡》(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 。
但這個無政府主義運動者身分卻帶給他坎坷的學術生涯的。他從一九九八年開始在耶魯大學人類學系任教，但是二○○五年卻沒有被續聘；後來聘期延長兩年，仍沒法拿到終身職。在這期間，他在美國申請了十幾間學校，都沒有結果，即使人類學界許多人認為他是非常優秀的學者。他自己和許多人都認為主要原因是他的激進政治 。二○○八年他才受聘於倫敦大學Goldsmith學院，今年轉入倫敦政經學院。
後金融危機中的二○一一年成為他的巨大轉捩點。七月出版的《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受到很大迴響，接下來幾個月，他意外踏入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籌備：這個運動一方面體現了他對債的反抗政治的歷史分析，另方面也是實現了他對於無政府主義組織原則的理想。這個運動衝擊了世界。
在《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一書中他就說，歷史上大部分的革命、反抗和動亂在某程度上都是和債務有關，從創造希臘民主的騷亂到美國革命，或其他任何反殖民抗爭。」但是要聚集債務人成為一個運動是很困難的，因為負債在本質上就是孤立的，且其所引起的不安和屈辱敢更成為一種意識型態。
但是佔領華爾街卻成為這樣一個「債務人」或者「債務世代」的運動。
格雷伯和他的同志們創造席捲全球的新口號「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 ，而他認為，「這個口號是要提出美國自經濟大蕭條之後沒人做過的事：讓階級力量成為政治議題。」
這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在美國出現了階級力量本質的變化，而這又是因為美國資本主義的「金融化」。過去，這個過程都被視為一個抽象的過程，但是佔領華爾街運動讓人們認清這個體系就是一個榨取債務的巨大機器。「金融化真正的意義是政府和金融機構的合謀以確保越來越多人陷入債務」，他在今年出版的新書《民主計畫：歷史、危機與運動》（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中對他對美國債務的理論應用到他對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分析上。
因此，百分之一的人就是債主：是那些能把他們的財富轉變為政治影響力，然後再把政治影響轉化成財富的人。大部分的佔領者或多或少都是美國債務體系的受害者。目前有四分之三的美國人都背負某種形式的債務，而每七人中就有一人是被收債者者討債。尤其是年輕人，他們努力念書，卻發現畢業後沒有工作，沒有未來，只是滿身債務。
雖然許多人批評佔領華爾街運動沒有具體訴求，但格雷伯認為這個運動本來就不應該是關於改變政策。「佔領的力量在於讓體制去正當化：訴求許多美國人的共同感覺，亦即我們的政治階級是如此腐化以致於其無法處理一般公民面對的問題，更何況處理世界問題。要創造一個真正的民主系統只能是一切從頭來過。」
所以佔領華爾街不只是要改變這個我們面對的不公平的經濟體制，也是要改造我們的民主。這個運動結束了，體制似乎被撼動有限，但格雷伯在《民主計畫：歷史、危機與運動》樂觀地認為，一旦人們的政治視野與想像被打開了，改變就會不斷下去。
我們也這麼相信，起碼新一波年輕人的反抗運動──同樣是要求社會正義並同樣不信任眼前的民主體制──正在我們這個島嶼上發生。
張鐵志
(本文作者為《號外》雜誌主筆兼《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總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