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序李登輝訪日秘辛
謝長廷（台灣駐日大使．前民進黨主席．前高雄市市長．前行政院院長）
王輝生醫師是一位俠骨柔情的仁醫，富正義感和同情心，尤對台灣故鄉的愛心更是濃厚。他在京都琵琶湖畔行醫，近年來日旅遊國人漸多，生病受傷的事故也不少，有些急迫或下班時間的狀況，台灣駐大阪辦事處都麻煩他協助，王醫師都全力以赴幫忙，除了簡單可以處理的狀況之外也熱心轉介其他醫療單位請求協助，可說是大家非常尊敬和依賴的台灣醫師。
就我所知，因為駐大阪辦事處轄區廣闊，他還曾遠赴各地，主動解決台人急難救助的問題。此外，他對台灣的政治關心，熱愛民主、鄉土，及人權。我二○○七年為了參選總統，想到京都大學演講，由於京大比較保守，要在校園演講實不容易，後來透過王醫師的積極奔走，終於在京大醫學部校區內的芝蘭會館順利演講，那段期間，他亦陪同我拜訪昔日的老師、以及一位在琵琶湖畔養病的同學。王醫師的熱忱跟友誼，深深讓我感動。之後多次來往，發現王醫師的文字造詣相當高深，對古漢學文字、詩詞的運用更是出神入化。我因家學受過漢醫薰陶，有一次向他提及此事，他很熱心將其研習過的心得備忘錄送給我，發現他對漢醫的體會非常深入，見解也獨到。另外有一次見面，在明智光秀的墓旁散步參觀，我倆對上頭的碑文有不同見解，事後他傳訊息告訴我說很欽佩我，說他是誤會了碑文的意思，像王醫師這樣身分的人，很少願意這樣謙虛接受?人見解的。
台日間因為沒有正式邦交，也欠缺彼此交流的法律基礎，稍微敏感的事情都會顧慮中國的態度，所以台灣前總統這樣的身分要到日本來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二○一五年李前總統可以來日本，尤其是在國會演講，更需要突破很多困難和禁忌。其幕後的辛勞跟曲折，外界難以知道。這本書編輯期間，產經新聞也正在連載李登輝秘錄，就李前總統來日的內幕似乎沒有描述得那麼深刻。這一次王醫師這本《李登輝訪日秘聞》正好補足這部分，讓這個空白沒有留下遺憾。
這本書，因為李前總統的身分，他到日本訪問是一個台日之間重要的大事，也是兩國交流政治史上的一個重要歷史，所以這個秘辛不單是他個人的紀錄，也是台日歷史上的重要一頁。很高興能為這本書寫幾個字推薦，也表示我對王輝生醫師的欽佩。
推薦序
台灣心
邱垂亮（台灣在澳協會會長．前僑務委員．前總統府國策顧問．前澳洲昆士蘭大學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政治學博士）
好友王輝生（大田一博）醫師，京都大學醫學博士，和也是醫生的夫人（大田貴美子）在京都附近琵琶湖旁行醫近三十年，熱心除病救人，仁醫也。我被他看過病，性命保證。
我是政治學者，對他醫學的成就無從瞭解，無法評論。和他深交，與醫學無關。我寫政治評論近六十載，為人狂妄，自認彭明敏教授外，文不輸他人。但近年讀輝生文章，對他古今文學之博覽、深刻理解，文字、尤其是古文之精通、掌握、運作，嘆為觀止，五體投地。
我大學讀外文，之後去美國讀政治，很少讀中國古書。讀輝生文章，感覺可比司馬遷、歐陽修。不過，我喜歡他的文章，不是因為他的文字古典優雅，而是他文章蘊含的台灣心。
我們兩個番薯仔，他流浪日本四十年，我流浪澳洲近五十年，我們人在海外，心在台灣，同病相憐。一生關懷的就是寶島台灣的獨立生存、民主自由。我們當然不能、不敢比前總統李登輝、前資政彭明敏、民主戰士黃信介、林義雄、鄭南榕等，但我們在旁搖旗吶喊，盡力為台灣的民主獨立，幫小忙，做小事，卻也做出一些微薄貢獻。
不過，我的台灣心比不上王輝生的。我死後會把骨灰撒在澳洲的大海上，他卻愈老台灣心愈重，身在美麗的琵琶湖，心卻在魚池鄉的日月潭。他已買好骨灰塔位，死後灰歸魚池。
為台灣，輝生做過一件大事，就是本書記載的，為李前總統突破日本政治禁忌、以京大校友名義發起「贊同李前總統訪問日本及母校京大」的連署運動， 促成了李前總統卸任後訪日，讓「滿身洋溢著武士道俠義精神的『台灣?李登輝』從此根深柢固地深植於日本人的心目中」。
讀這本書可以深切感覺到輝生那顆熾熱的台灣心、台灣情。李前總統突破日本「中國情結」（怕中國）的政治正確，訪問京都母校，雖不是典範移動的政治大事，不一定留名青史，但絕對是台灣與日本人民感情交流的珍貴故事。輝生是故事的始作俑者，從頭到尾參與其事，知道故事的來龍去脈。他嘗盡甜酸苦辣、吃盡苦頭，卻也看到圓滿結局的歷史驚豔意義，興高采烈、與有榮焉。由他現身說法，典雅文字細說故事，讀來特別生動，意味盈然。
輝生留日四十年，非常清楚日本歷史文化、人情世故。他書中論述日本政治的現實無情、人民的有情有義、有血有淚，讓讀者深入瞭解台日關係。他深刻分析、說明李前總統的台灣精神和日本武士道並養兼蓄的人文特質，備受日本人民愛戴、敬仰，因而造成李登輝旋風，非常值得讀者品味、深思。
台灣精神和日本武士道之外，加上西方基督教文明和民主信念的深刻修為，輝生稱李前總統為「哲人政治家」，政治學的用語是「philosopher-king」（哲王）。台灣人喜歡叫李前總統「阿輝伯」，我喜歡叫阿輝伯台灣的「Mr. Democracy（民主先生）」（《時代雜誌》）。
輝生描述李前總統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進入京都拜訪九十八歲高齡的恩師柏祐賢教授，是本書重心。故事有諜對諜的精采細節，有趣，有意思，卻也說出台日關係的政治困惑、民心所在。歷經大戰，亂世滄桑，師生離別六十一年後再會，其歡喜卻也哀傷的情景，動人心弦。二○一七年三月十二日柏教授病逝。李前總統無法出席恩師葬禮，去信悼念，回憶二○○四年會面時，老師邊笑邊說的話：「歷經百年，師徒仍是師徒，可是這位已經是聞名天下的『天下人』了。」李前總統說，「如果，當時沒有柏老師偉大無私的教誨，我相信就沒有現在的李登輝了。」
二○○五年一月二日，訪問老師後，李前總統去清水寺司馬遼太郎墳前獻花，一樣充滿戲劇性，但有點「台灣人的悲哀」、歹戲拖棚的無奈感。
十年後，二○一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李前總統再突破政治禁忌，不僅進入東京，還進入國會，在日本權力中心的永田町，向國會議員發表「台灣的典範轉移」演講，以深厚理論分析台灣人的認同、中國政治特性和台灣的自由民主成就。這絕對可以和他一九九五年六月九日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歐林講座（Olin Lecture）發表「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公開演說，兩相輝映，彰顯了李前總統台灣民主先生的哲學思想深厚修養。
對我來講，最感動的當然是全書透露的濃厚的愛台心思、心切。輝生呼籲台灣同鄉、日本朋友連署支持李前總統訪問京大，每篇發言、書信，都苦口婆心，要說服大家看清台灣自由民主的難能可貴，看透專制中國對民主台灣的致命威脅。他千辛萬苦邀請李前總統訪問京都，就是要為台灣發聲，要日本和台灣站在一起抗拒中國侵略。
他說的話、做的事，有道理，有意義，才會說服PHP綜合研究所的江口克彥社長、椎名素夫參議員等有力人士，大力支持他自稱的唐吉訶德「憨人」行動，讓他愚公移山地完成了本來看起來是不可能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
如是mission impossible，值得一記。My old friend, Dr Ota, well done（做得好）! Well written（寫得好）！
二?一九耶聖誕節前寫於澳洲布里斯本河邊寒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