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對日抗戰時期，由汪精衛所領導而在淪陷區建立的一個政權，當其存在的時候，人們對它有過那樣多的揣測；於其覆亡以後，仍然會有那樣多的傳說。歷史上很少有一個政權，會像它那樣給予世人以如此不確定的觀念！到今天為止，這政權已經消逝了十四年，在事諸人，且已泰半物化，大體早因成敗而蓋棺論定，但留駐在人們心理的一項微妙感，似乎並不曾完全祛除。
當兩年前姚勵頗兄創刊春秋雜誌時，認為汪政權不論其本質如何，目的如何，歷史終將寫下這一頁。不管是讓後人齒冷；或者是供後人嘆息。而戰後尚無人比較完整地寫過這一段往事。他希望我以此中人寫此中事，為讀者打破這一個謎樣的疑團。我卻不過他的盛意，事前也來不及作一個寫作的準備，糊裡糊塗就寫好了第一節交給了他。
直待春秋出版以後，才看到他代我安上了一個大題目「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而又為我安上了我這幾年常用的筆名——「朱子家」。無可諱言，這題目在我來說是不夠莊重的。而且以我當時見聞的狹陋，我也不至於狂妄地竟會用這個包羅太廣的大題目。雖然我也曾受過有類於蠶室腐刑之痛，但我決不敢以太史公自居。用筆名寫實事，也容易引起人家藏頭露尾的誤會。然而一切既然已經決定了，在過去兩年中，我只有勉力做去，在我的筆下，盡力求其能做到「信」與「實」。
在連續寫作期內，因為忙於筆債，事前既沒有預先擬定一個大綱，更以記憶力的減退，參考資料的全付闕如，事實上連一個大綱也竟然無從立起。到每期春秋的最後截稿期，就隨便抓上一節往事，完篇塞責，所以前後每多倒置，次序也見凌亂。又因為我力求想做到信實，僅就我親見親聞的事實為根據，每以孤陋，失之瑣碎。假如有一天我還能重回故土，將以我的餘年，搜集資料，重為改寫，這只有期之於渺茫的將來了。這一本書，只能說是我參加汪政權的個人回憶錄，也是我流浪中的一份紀念，假如謬承讀者以史料相視，將會愈增我的慚愧。
雖然和平以後，我有過太不幸的遭遇：籍沒、羈囚、以及一頂脫不掉的帽子，但我全沒有後悔，因為我明白本來這就是叫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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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一九五九年七月飄零第十週年
金雄白自序於香港旅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