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由台灣蘭臺出版社出版的《勞榦先生學術著作選集》聞世了,可謂是簡牘學界世紀重典,值得慶賀與感謝!
選集收錄論著十一類一百二十四種,分四冊印行,全面展現了勞榦先生畢生的研究成果,突出了論著之精華,為廣大學仁提供了研究之便利,更是對勞榦先生學術風範的繼承和發揚,它將成為我們案頭的座右銘。
勞先生,名榦,字貞一,生於陝西,籍於湖南,學於北京,歷於世界。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二十四歲時,畢業於北京大學,旋即參予當時新發現之居延漢簡的整理工作,並終身為業。至二○○三年遷逝,凡七十二年間,未停筆墨,辛勤耕耘,論著充棟,著作等身,德高望眾,學界仰敬,是名符其實的史學大家,文學家,教育家,書法家,簡牘學泰斗。
先生之所以成為史學大家,是因先生有嚴謹的治學態度,紮實的文獻功底,嚴密的論證學風和求實的研究作風,正如他自己總結所言:「在許多論文中,也只是先去找問題,找疑點,然後再盡量的搜求證據。至於結論如何?我自己多半是不知道的。有時把結論規定好了,又重新換過,有時所得結論並非原來所預料的結論,甚至有時還是不大喜歡的結論,為著闡明事實的真象,也時常放棄了可喜的、有趣的結論,而歸到平常的、毫不驚人的結論。」
先生之所以成為史學大家,是因先生具有廣?的學術視野,敏銳的洞察力,深遂的思考力,為此研究的領域幾乎涵蓋了歷史學的各個分野,政治與歷史、社會與制度、文化與思想、地理與邊疆、文字與文學、考古與古籍、古器物與書法以及曆法等等領域甚廣,顯示了驚人的研究力。他的學術研究所關注的思維厚度亦從高層到基礎,涉獵了歷史學的各個層面,並有精闢的論述。如在研究中國歷史的周期和分期問題時,他提出:「一個朝代的興衰完全和一個家族的興衰合而為一。」在論及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時指出,中國歷史上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最大欠缺是管臣,管民,不管君。制君,限君,將最高權力置於制度化的有效限制之下,才是長治久安之道。制君、限君,分散政治權力以減少政治風險,才是民主的起點。又如在研究儒家與政治社會時指出:「儒家的成功主要在教育上,從學校出來的人大都有親儒傾向。孔子是偉大的教育家和倫理學者,在政治上是非常不成功的人,後來將他塑造成政治導師般的聖人,處處都被政治意識滲入和利用,實在是偏離了歷史的真相。漢代罷黜百家,獨遵儒術,是政治直接介入學術,學術和政治聯姻,思想和文化由此喪失創造力和活力,儒家思想從此僵化,政治也由此步入脫離現實的迷途,其結果就是使政治思想走上迂腐僵化之路。」勞先生的這些論點至今仍有劃時代的意義。
先生之所以成為簡牘學泰斗,是因為他是居延漢簡整理、考釋、研究的集大成者,一釋(《居延漢簡釋文之部》),三考(《居延漢簡•考釋之部》、《居延漢簡考證之部》、《居延漢簡考證補》,代表著居延漢簡研究的最高水平,不但將居延漢簡推向了全世界學術研究的軌道,而且催生了一門新學科──簡牘學的誕生。在不斷研究的過程中,先生於一九四二年參加西北科學考察團,直赴西北,用腳實際丈量了額濟納河(居延)和疏勒河(敦煌)兩河流域的長城,烽燧,城鄣遺址,更加充實了對漢簡的認識,此後新的論著不斷湧現,《漢代兵制及漢簡中的兵制》、《漢簡中的烽》、《兩關遺址考》、《河西四郡建置考》、《秦漢時代的長城》等等皆成為不朽之名著。顧頡剛先生在《當代中國史》中評價說:「關於秦漢史的研究,以勞榦先生的成就最大,所發表的論文,俱極精審,發前人之所未發。」
勞先生一生之研究,以漢代為中心,上及上古,下及南北朝,成績輝煌。除此又是書法家和文學家,精通文字學,善於揮書,在留寓四川板栗?時書丹了《留別李莊栗峰碑銘》成為歷史之作。先生又善於賦詩,大作累積,僅就居延故地五言詩即可窺見之文學之魂:「行役尚未已,日暮居延城。廢壘高重重,想見懸旗旌。今茲天海間,但有秋雲輕。歸途遇崎嶇,枯柳相依?。長河向天流,落日如有聲。刺草凝白霜,古道紛縱橫,豈伊車轍間,曾有千軍行,吊古寧復而,世亂思清平。誰為畫長策,贏此千載名。」名符其實史學大家、文豪矣!敬之!仰之!
文�何雙全
2020年三月於金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