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有距離的接近
做為一位指導老師，學生的博士論文受到肯定並出版，即使自己的貢獻有限，仍然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這樣的愉快心情，對我來說，不完全是純學術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或許甚至跟學術毫無干係。
我自己已無法弄清楚伯軒怎麼會來上我的課，還決定選原住民的題目做博士論文。我注意到他，是因為發現他對原住民議題的關心不完全放在某種人道意識或殖民論述的反省框架上，他保持了與原住民一定的距離。這種心態，觸及了我對自己民族問題最深卻始終隱而未發的立場。我當然完全了解原住民在近代歷史行程中所受到的不正義對待，對同胞遭遇的苦難也感同身受。但，我不認為「糾正」歷史可以解決我們的根本問題。我們必須迎上前去，重新發現民族的能動性和創造力，才能真正贏回自己的尊嚴。歷史的反省和批判，不是為了給自己找藉口，更不是為了歸罪給別人，而是勇於面對自己、死於過去。我把這樣的實踐立場稱為「朝向死亡的敞開性」，我們必須學習和自己的歷史處境及遭遇保持一定的距離，才能有效地行使我們的自由意志。
歷史因而只是問題的一個側面而已，理解它是為了超越它，而不是被它綑綁。同樣的，文化的研究不是要它變成木乃伊，而是要它成為我們想像力和創造力的資糧。因此，原住民的議題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它的全貌也不是單從殖民經驗的比較、批判得以掌握。在我看來，原住民問題的根源，其實是我們如何理解「人」的問題，它應該是一個哲學人類學的問題（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其深度和廣度也遠遠超過對一個部落民族處境的回應。這便是我長久以來，面對自己民族問題時，小心翼翼、極力避免的陷阱。然而這樣一種保持距離的接近，是兩面不討好的事，軟、硬心腸都得具備。伯軒的論文，選擇「人學」（philosophy on man）的立場討論原住民漢語文學中「知識/姿勢」、「記憶/技藝」間相互作用的情況，等於將長久以來深埋在我心底的焦慮和盼望展露了出來，怎能不令我暢快！不過，得聲明的是：伯軒是一個自主性極高的學者，他有他自己的學術理想；對文學，也有他由身到心自我實現的方式；論文的經營、論述邏輯和得出的結論，完全是他的努力和思想的結晶。
未來原住民的研究一定會愈來愈寬廣，也會愈來愈觸及人的現象之全幅領域，自然和人為、部落與國家、神聖與世俗、身體與科技……；這些問題自古以來就一直困擾著人類。原住民的存在，為這些問題的答覆和解決，保留了一個原始的活力，讓我們有機會不斷的回顧原初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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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大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