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國家與政府的出現是人類開啟文明的根本──霍布斯《利維坦》的唯一訊息
英國大哲霍布斯（一五八八－一六七九）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位人物，他對於近代歐洲啟蒙政治思想的出現有開創之功，也對於政治哲學上最古老的問題──我們為什麼要有國家──提供了權威性的答案。這個答案也許並非最究竟、唯一的答案，但是迄今無人能推翻。
霍布斯畢生致力於研究人存在於世間所可能面對的一切知識──也就是「哲學」之整體，它包含了認識自然、認識人類自身與認識人的社會組織等三個面向，而最後把它們都放入「上帝所創造的世界」這個基督教的根本教義中。因霍布斯在其一生中建立起他自己獨特的神學觀，故我們可以如是說：他在這特別的神學觀下尋求解釋「哲學知識」（萬有與人類的根本意義），企圖建立人類安身立命的終極原則。無疑地，這也應該是任何一位哲學家心中的原始召喚，但是衡諸近世西洋大儒，霍布斯可謂最接近目標矣。這乃因他的決心與付出是巨大的──他從年輕起就立志完成對於天、地、人三方面的認識，為了成就完整哲學體系，終身專心致志於學思，放棄出仕的機會與厚祿（他曾是太子查理二世的家庭老師），孜孜於「啟蒙」後世，終於留下傳世卷帙。
《利維坦》一書發表於一六五一年，迄今超過三個半世紀，但是其要旨絲毫沒有褪色。要了解本書理論的精神，得先細究其封面的一幅畫。
圖解：在英國的山河大地之上，浮現了一個君王，右手執劍左手執宗教儀杖，護衛著這塊土地。此君王之身軀乃由無數「小人」所構成，此即意味著經由社會契約這樣一個神聖的盟約樹立了「君主」，而「君主」守護國家、土地與立約之百姓。
這部書旨在點出一國之內若無政治秩序的可怕（霍布斯親身經歷英國內戰的殺戮與混亂，目睹鄉親朋友間竟落得兵戎相見，誠人世悲劇），因此極力推出「政治義務」（political obligation）此一觀念，也就是人有服從國家作為「主權機構」（sovereignty）的道德義務。何故？因為國家乃是人根據天生理性互訂社會契約所成立，其出現有裨大眾行為規範與社會秩序的建立；而人當初既在自由意志下同意設立「主權機構」以保和平，則爾後自有對其服從之義務，這個義務就是「政治義務」。這個機構乃是「政治體」（body politic），也就是國家（commonwealth）的意思，而其管理通常是由「君王」（monarch）主其職，因此「君王」也就是「主權者」（the sovereign）。
在《利維坦》中，霍布斯花了一半的篇幅來解說此義，這就是他整體學說中的政治哲學。而另一半的篇幅中，他剖析基督教信仰與人類生命間的關係（當然是指對信仰者而言），這即是他的政治神學。欲了解霍布斯思想全貌，二者不可偏廢，畢竟對他而言，人在獲得現世的安定後，生命的意義在於追求救贖與永生（進入天國），因此政治哲學加上政治神學才是一個完整的人生指引。
《利維坦》在政治哲學上的貢獻，約有以下兩端：
一、是為系統性社會契約理論第一人
社會契約理論其實自古即有，但多失之粗疏或點到為止，直到霍布斯才依嚴謹之「解析幾何式演繹法則」建構出來，他甚以此新方法論自豪。早在一六四二年他即已出版之《論公民》（De Cive），乃為《利維坦》第二卷〈論國家〉中社會契約理論之原型。而在《論公民》序言中，霍布斯自述：「近代物理科學始自伽利略，而近代政治科學理論則始自本書。」他著成社會契約論之關鍵靈感，乃來自於早些年前往歐陸拜訪伽利略時得到的「物體恆動定律」之啟發，他認為人也是「在社會群體中不斷動作、行動的個體」。因此以人的感覺（sense）、慾望（desire）、激情（passion）與思想（deliberation）作為解釋人的連鎖社會行動背後的根本動力，而副之以精密之演繹推論而成其契約理論。
二、是為主權者理論之集大成
主權者理論始自十六世紀末法國之包丹（Jean Bodin），但是完成於十七世紀中葉之霍布斯。簡言之，包丹只有言其然，並未詳析其所以然。在宗教紛爭下，包丹熱切希望法蘭西之安定與統一，因此著《國家論六篇》（Six Books on Commonwealth）揭櫫「主權者」之概念，申明其為地境內「最高、唯一與不可分割」（supreme, unique and undivided）之統治權力。但同樣期待英格蘭自內戰恢復安定之霍布斯，卻以每一個人對陷於自然狀態下「人人相敵」（a war of everyone against everyone）之深深畏懼，來解釋一國臣民樹立「主權者」之必然決心；此決心將給予「主權者」絕對之權力，因唯有絕對之權力才能保障絕對之秩序。此「主權者」勢大威猛如利維坦（舊約聖經中之海怪），是「正義的尺度」（measure of Justice）也如同「會死的神祇」（mortal god），作為一切人事的「公正仲裁者」（impartial arbiter）。對霍布斯來說，參與立約的是眾多獨立思辨秩序與生死間關係的人民──「原子化的個人」，他們堅定的盟約意志在瞬間樹立了「利維坦」這個集眾志而成的「主權者」。這個「利維坦」在概念上是個「人造之人」（artificial man），而眾多「自然人」的生命財產需要靠他的出現才能得到保障。既然此孔武有力且巨大的「人造之人」是保全「自然人」之生存與福祉的唯一可能，因此它是至高、唯一與不可分割的權威體（但由一國之君這個特定的自然人所代表）；然而當盟約意志瓦解時，利維坦亦立時崩解，山河大地頓失守護者。
因此霍布斯給予「利維坦」一個理性的起源，它是上帝造人類時讓人類憑藉天生理性自然就會「思辨」出的一個「政治設計」，所以他認為人類能夠使用這種「政治理性」來經營政治生活，實屬於上帝設計的「自然國度」（the natural kingdom of God）內必然之理。但是上帝還有一個國度就不是人類可以參與或是理解的，那就是上帝的「預言國度」（the prophetic kingdom of God）。這牽涉到基督教義，也就是本書的第三部與第四部的內容。
上帝的「預言國度」由一連串的「天啟」（revelations）組成，已實現的是為「歷史」，例如創世、造人與諾亞方舟�洪水等；但還未實現的就是「預言」（prophesies）了，例如末世與審判。人類各個君王的責任是在末世到來之前的歷史中勉力維持政治秩序，等到千禧年時真正的君王──上帝──將降臨，而俗世君主就把統治權（替天牧民）交還給上帝，卸除階段性的任務。
在千禧年之前漫長的人世歷史與政治中，俗世君王的責任是維持社會秩序與護持正統基督教義，因此他得以同時手握寶劍與宗教權杖，這是明顯的政教合一觀念，也符合英國國教的實況。因此霍布斯是極力反對羅馬的梵諦岡教宗的，他甚至認為羅馬教宗宛如古代宰制全境的羅馬帝國之再現，陰魂不死坐在當初羅馬皇帝的寶座上，企圖壓榨操控日耳曼歐洲。他的最激烈指控竟然是：羅馬教宗無異於「敵基督」（anti-Christ，即是撒但），是世界人類最大的威脅與禍患。
《利維坦》這部書於一六五一年出版，這時間點其實頗耐人尋味。一六四九至一六五一年，英國有兩年的時間全國陷於「承諾服從爭議」（the Engagement Controversy）中，也就是舉國是否應該服從弒君的克倫威爾新政權？照霍布斯主權理論的邏輯，他是肯定的──凡有「實然」（de facto）統治權者就應享有「法理」、「應然」（de jure）統治權；換句話說，如果統治者失能失職搞到國家分崩離析、烽火連天的話，那他就已喪失統治正當性了，而人民造反有理。這等於說，霍布斯是主張人民平時應絕對服從，不可造反的；但如果造反成功──發動內戰且成功拿下統治權，則就有法理上的正當性了。霍布斯理論有這樣一個特色，其實讓他吃足苦頭，兩面不是人：在英國內戰初期，他的理論可想而知受到「造反的」議會黨的排斥與痛剿，他只得流亡海外；但「清教徒革命」成功後他又在「承諾服從爭議」中站在支持新統治者的立場，保皇派自然恨之入骨。
但我們綜觀霍布斯的理論，它是相當縝密合於邏輯的。人民訂約成立「利維坦」、樹立主權者給予其莫大權柄，也不過是希望因此得以安身立命好好活下去，但如果統治者辜負此託付，弄到國境內災殃連連民不聊生，那麼當初的託付自然失效，「承諾服從」也可撤回，而「天命」（其實是人民的盟約）將在新的統治者身上，只要後者能穩定局面、掌握「實然」統治權即可。這就是「效用主義」的成分了。
霍布斯的政治理論採用「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之觀念作為基礎，但又可歸於「效用主義」（utilitarianism）的思維模式，可說是為現代社會理論創下典範。當代社會理論在立說上有「自然權利」與「效用主義」兩大流派，互不相屬，但霍布斯兼為其祖，融於其社會契約中，不但對於當代民主政治理論有奠基之功，也對近世社會哲學之方法論有莫大啟發。從啟蒙時代以來，他對於人文社會思想史的貢獻，不但是全面性的，也是最深刻、最鞭辟入裡的。這的確少有人能及，說他是英吉利之光，應不為過。我們願意再重複強調一次：若伽利略標誌了新物理科學的開始，則霍布斯代表了新社會理論的起點。
臺大政治系教授陳思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