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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的帝國:藩鎮割據之亂與新政舊制衝擊的悲歌

沉睡的帝國:藩鎮割據之亂與新政舊制衝擊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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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9943659
趙東艷,張志坤
大旗出版社
2021年5月01日
140.00  元
HK$ 119  

 $21





ISBN:9789869943659
  • 叢書系列:大旗藏史館
  • 規格:平裝 / 384頁 / 17 x 23 x 1.92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大旗藏史館


  • 人文史地 > 中國史地 > 人物史/傳記











    曾經的盛世王朝,在外敵侵略下怎麼會落得一敗塗地?

    變法抗敵的愛國之心被打壓,守舊派的頑固與稱霸一方的慾望被喚起,

    世人都知道,沉睡的,從來就不只是帝國。



      一個個鬥爭故事,就在這裡告一段落……。



      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失敗了,但它對中國近代史乃至整個中國歷史的影響是巨大的。它使中國看到世界,它使無數的中國人接受了西學,從而極大地縮短了中國走向世界的進程。——〈洋務新風〉



      維新志士的血沒有白流。鮮血呼喚著人們繼續去奮鬥、去抗爭!告知人們,封建制度已千瘡百孔,趕快來推翻它吧,創造一個新世紀的中國,迎接新世紀的曙光!——〈戊戌喋血〉



      在這場新興封建勢力間的較量中,智伯敗在恃才傲物、狂妄自大上,最後落得個家敗人亡、頭骨成為便器的悲慘下場;趙氏善於依靠民眾之力,輕徭薄賦,寬以待民,在民眾的支持下獲得晉陽之戰的全勝。

      三家分晉,既是中國步入封建社會的重要開端,也是中國封建軍閥割據戰爭的肇始。——〈韓趙魏三家分晉〉



      藩鎮與唐中央、藩鎮與藩鎮之間的連年混戰,嚴重地阻礙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加重了人民的經濟負擔,危及了百姓的生命安全。由此可見,割據戰爭對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破壞作用。——〈藩鎮連兵,兵連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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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君雄秦

    在封建制戰勝奴隸制的浪潮中,商鞅以改革者的姿態在這一大潮中推波助瀾,並使秦國一躍而起。然而他本人最後卻遭受了極為悲慘的車裂之刑。



    以夏變夷

    魏晉南北朝,中原再一次地分崩離析,而鮮卑拓跋氏因有孝文帝的漢化改革而顯得那樣光豔奪目。改革促進了自身民族的發展,更促進了民族大融合,加速了統一的到來。



    曇花一現

    范仲淹等人的慶曆新政可謂切中時弊,但北宋的守舊勢力太強大了,以至於新政僅存一年有餘便夭折了。



    安石拯危

    北宋政權到神宗執政時,已是病入膏肓,雖然有王安石拯危救難,但仍未能阻止其向垂死的邊緣滑去。



    晉用楚材

    「楚材晉用」是春秋戰國時代人才流動的普遍現象。十三世紀初葉,中國又出現了一位「晉用楚材」,那就是生於金卻為蒙古所用的契丹後裔耶律楚材。



    人亡政息

    明朝末年,張居正使瀕臨滅亡的封建政權重現一片生機,但後期卻剛愎自用,喜好阿諛奉承,厭聽逆耳之言,於是晚節不保,很快便身敗名裂、人亡政息。



    洋務新風

    當封建中國的大門被強行打開的時候,沉睡的中國人被驚醒,於是乎,刮起了一股洋務新風。



    戊戌喋血

    國恥使愛國的志士奮起,於是改革封建政體的維新運動應運而生。但是,變法何其艱難,戊戌英雄的血流成了河……。



    韓趙魏三家分晉

    春秋戰國之交,攫取軍權的新興勢力成為軍閥的雛形;他們相互廝殺與搏鬥,打開了歷史上軍閥混戰的先河。



    平群雄劉秀稱帝

    王莽改制,天下大亂,地方豪傑並起;劉秀起兵,東征西討,建立東漢王朝。



    官渡之戰,袁曹爭霸

    東漢末年,桓靈失政,豪強勢力重崛起;袁曹爭霸,混戰官渡,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赤壁鏖兵,天下三分

    滾滾長江,是軍事上的天然屏障,曹操虎視眈眈,想一口吞下江南,孫權聯合劉備,以弱勝強,數十萬曹軍葬身魚腹。



    侯景亂梁,武帝斃命

    侯景興兵作亂老百姓慘遭荼毒苦;建康城內喋血,梁武帝被囚成餓殍。



    安史之亂,玄宗幸蜀

    安史作亂,玄宗奔逃,貴妃命喪黃泉下;中原大地,滿目瘡痍,羸民魂飛九重天。



    藩鎮連兵,兵連禍結

    唐朝衰弱,藩鎮林立,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山河破碎,兵燹頻仍,血淋淋,此禍剛平又生災。



    朱溫削藩,藩削唐亡

    義軍蜂起,無賴變為英雄;翻雲覆雨,叛徒竟成功臣;東征西討,軍閥殘酷施虐;圖窮匕見,後梁取代殘唐。



    陳友諒自稱草頭王

    元末亂世,英雄競出,陳友諒自稱草頭王;野心膨脹,攻伐不已,折戟沉沙空自忙。



    吳三桂挑起三藩亂

    愛紅顏,衝冠一怒賣江山;洩私憤,南征北戰為鷹犬;蓄異志,割據西南成一統;擅稱帝,刀光血影亂江南。



    袁世凱專權竊國

    多謀多變,鑽營投機,得為擁兵大員;小恩小惠,蓄積黨羽,遂成北洋之父;大奸大惡,野心畢露,終成為竊國大盜。



    段祺瑞黷武窮兵

    號稱北洋之虎,實為老袁走卒;欲爭中國領袖,大肆興兵動武;對外投降賣國,不惜棄宗背祖;雙手沾滿鮮血,卻要唸佛吃素。



    吳佩孚逐鹿中原

    初時秀才造反,後成北洋巨頭;號稱革命將軍,原為殺人兇手;數度逐鹿中原,鹿為他人所有;晚年節操可嘉,未作東酋之儔。



    張作霖入關問鼎

    遭逢亂世,起於山林草莽;稱雄東北,自建獨立武裝;染指北洋,數度入關爭霸;結日援己,終為日寇所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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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君雄秦




      在封建制戰勝奴隸制的浪潮中,商鞅以改革者的姿態在這一大潮中推波助瀾,並使秦國一躍而起。然而他本人最後卻遭受了極為悲慘的車裂之刑。



      自從夏啟建立了世襲制的奴隸制國家後,奴隸制最終在中原大地上確立了起來,並於商周達到了鼎盛時期。奴隸制的最大特點就是以宗法制度來維護奴隸主貴族的統治。所謂宗法制度,就是在原來氏族部落的基礎上,以血緣為紐帶而建立的社會關係。在宗法制度下,全體宗族成員為族長而效命,世世代代受其奴役。到西周時期,就發展成了等級森嚴的分封制度。



      西周時,周天子是最大的奴隸主,是全國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可以想像他是何等的高貴顯赫,威震四方。他為了更有效統治他的國家和他的人民,把同姓子弟都分封到各處,同時受封的還有周的功臣、親戚以及堯、舜、禹三王後代,這樣就形成了西周時期非常有特色的塔形分封制度。



      周朝還制定了嚴格的宗法等級—嫡長子繼承制,來維護統治,即天子之位傳給嫡長子,其他兒子只能受封為諸侯;各諸侯國中也是嫡長子為繼承人,其他兒子只可以在國內做大夫;大夫也同樣往下傳,其他兒子只能為士,嫡長子享有土地的繼承權。這樣天子是大宗,對於天子來說,諸侯是小宗,而對於大夫來說,諸侯又是大宗,自己又是小宗了,就好比一棵樹分成無數樹枝,樹枝又分出葉子。層層分封,有如金字塔一般,天子位於塔頂,號令諸侯,諸侯統轄卿大夫,卿大夫又統轄士,位於塔底層的是千千萬萬窮苦的奴隸。



      在這種嚴格的等級制度下,諸侯承擔鎮守疆土、捍衛王室、繳納貢物、朝覲述職等義務,卿大夫對諸侯承擔從徵、納貢等職責,士也要對卿大夫承擔各種雜務。如此明確的分工,使周天子在分封後的一段時間裡,能號令諸侯,一統天下,出現了奴隸制空前的繁榮。但是,就在統治者處心積慮、千方百計強化奴隸制統治,以為江山永固的時候,他們卻萬萬沒有想到,作為奴隸制掘墓人的新興封建因素,正在奴隸制的母體中孕育而生,並於不久之後取而代之。



      隨著時間的推移,各諸侯國與周王室的血親關係越來越淡薄,親情逐漸淡漠。周王朝到了懿王時國勢衰弱,各諸侯國的勢力卻逐漸膨脹。西元前七七○年,犬戎入侵,西周滅亡,周平王東遷洛邑(今河南洛陽)。東遷的周王朝再也不能對諸侯發號施令了,西周時期的那種「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遂為「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所代替,歷史進入到大國爭霸的春秋戰國時期。



      與此同時,奴隸制的土地關係──井田制,也出現了新的問題。井田就是把土地分為方塊,以柵欄等分隔,呈井字形,所以叫井田。它分公田和私田兩部分。公田是領主的土地,私田分給奴隸。分得私田的奴隸首先要無償耕種公田,然後才能耕種自己的小塊分地。待秋收時節,領主的公田收成是領主的財產,而奴隸卻還要由私田所得向領主交納糧食、織麻等等。到頭來,奴隸所剩無幾,他們由衷發出「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的慨嘆!但是,儘管奴隸主的盤剝較重,但奴隸畢竟有自己的一塊土地,也有一定的自由,而且隨著鐵製工具的使用以及牛耕的出現,這種自由越來越大了。



      生產力的發展,使奴隸勞動的效率大大提高,公田和私田都能很快耕種完畢,於是奴隸們漸漸開始開墾一些荒蕪的土地,日久天長,私有土地越來越多。有遠見的奴隸主貴族感到已再難以將奴隸束縛在井田之上了,於是開始改變剝削形式,他們把土地分成小塊,出租給逃亡奴隸和破產平民,並以收租的方式代替了原有的勞役地租。這樣就出現了自由民階層,一些奴隸主貴族也逐漸轉化成了封建地主階級,因此,維持奴隸統治的井田制遭到破壞,封建因素也悄然誕生。



      就在封建制度已見萌芽之時,各諸侯國內的摩擦越來越激烈,那些有能力卻不能世襲侯位的卿大夫和士們開始不滿於現有地位,他們從自由民那裡買得土地,並建立了自己的武裝,成了新興的地主階級。這一階級自興起之日起便迅速發展壯大,並急於登上歷史的舞台。商鞅等一批改革者就是他們的代表。



      春秋戰國時期,地主階級開始成為社會的主角。為了使國家走上富強,稱霸諸侯,他們面對新的社會局面,在國內紛紛實行了改革。



      率先改革的是齊國的管仲。管仲將私田分成不同的等級進行徵稅,同時,把全國劃分為二十一個鄉,並設了鄙、屬、縣、鄉、卒、邑等各級地方組織,這樣就將原來的宗法關係變為封建的行政管理秩序。齊國經過改革之後,首先走上了春秋霸主的地位。



      西元前五九四年,魯國也宣布「初稅畝」,即按擁有土地的畝數徵稅。此外,晉、楚、鄭國都對土地制度進行了相應的調整,並在政治上實施一系列改革,以打擊奴隸主貴族的勢力,為地主階級發展創造條件。這樣,齊、晉、魯、楚、鄭五國都通過改革而實現了富國強兵的願望,成為春秋五霸。



      戰國初年,三晉、齊、楚等國雖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其中進行最早、影響最深遠的當屬魏國的改革。魏文侯是魏國有名的君主,他勵精圖治、奮發圖強、選賢任能、網羅人才,其中李悝、西門豹、吳起等都是魏文侯慧眼所識,並重用實行變法的人。



      李悝是一位了不起的改革家,他首次大膽地提出了廢除維護奴隸主貴族特權利益的世卿世祿制度,規定以軍功的大小給予官吏俸祿,並重視以法致用,作《法經》,加強王權統治。與此同時他廢除原有井田的阡陌封疆,充分利用地力,並提出豐年向農民多徵糧食以備荒年之用的「平糴法」。李悝的變法使魏國迅速強大起來,成為戰國第一雄。繼此之後,南方的楚國也企圖富國強兵,起用了魏武侯時被大臣王錯排擠的吳起進行變法。吳起也是從廢除舊貴族爵祿、並廢除官吏世襲這些十分尖銳的問題著手,怎知楚國的舊貴族勢力太強大,改革僅一年,吳起就被殺身亡。但是,由於吳起在楚國很注重養兵,使楚國的軍隊也日益強悍。



      東方各國風起雲湧的改革之勢,使國家都變得強盛起來。他們都躍躍欲試,企圖威震一方,完成統一霸業。所有這一切,都使偏居西陲的秦國感到岌岌可危。



      秦國原是位於陝西西部的一個小國,由於西周滅亡時,秦襄公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才被列為諸侯。春秋時期,當晉國稱霸之時,秦國也很想向東擴展自己的勢力,但幾次東征,都出師不利。秦國東進的道路被晉國牢牢地遏制住,無法向東邁進,便開始向西發展,去征服鄰近的戎人,開疆拓土,依山河之險,成了西方的霸主。



      戰國初年,秦國的社會經濟也發生了劇烈變化,為了適應新的經濟發展形勢,西元前四○八年,秦國也以實物地租的形式代替了勞役地租,叫「初租禾」。西元前三七八年,又開闢了市場交易,即「初行為市」,使商品交換活躍起來。秦國雖然有這些變動,但是比起東方各國卻落後許多。



      此時,東方的魏、楚都因改革而強盛起來,並直接威脅到秦國。吳起在魏國時,就訓練了一支充滿戰鬥力的常備軍叫「魏武卒」。西元前四○九年,吳起奉魏文侯之命領兵攻打秦國,一舉攻下秦洛水以東的五座城池。魏國在那裡設立西河郡,秦國失去了洛水以東的土地。楚國自吳起改革之後,將整頓機構和吏治所節省下來的錢作為加強軍備之用,使楚國很快強盛起來,並開始拓展疆土,也直接威脅到秦國。



      就在魏、楚兵強馬壯之時,秦國不但沒有富國強兵之策,反而被極大的內憂所困擾。秦國的奴隸主勢力十分強大,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異常激烈。自從秦躁公(西元前四四三年至四二九年)死了以後,秦國的宗室貴族操縱著國家的政權,他們爭權奪位的鬥爭接連不斷,國君更替不迭,臣子乘機作亂。秦懷公在位不到四年就被庶長?逼死,立了秦靈公。靈公死後,他的叔父發動宮廷政變,篡奪了君位,即秦簡公。



      簡公時,秦國政治腐敗,經濟落後,雖有「初租禾」這一稅制改革推出,但一時很難扭轉積貧積弱的局面。秦簡公死後,兒子惠公即位。秦惠公為了抵禦強魏的進攻,採取以攻為守的策略,曾三次進攻魏國,並曾出兵韓、蜀兩國,樹立了一定的國威。惠公死後,兒子出子即位。出子在位僅兩年時間,西元前三八五年,庶長菌改殺掉了出子,立靈公之子公子連即位,這就是秦獻公。



      靈公死後,秦簡公篡位,公子連被迫流亡魏國長達二十一年之久。在背井離鄉的日子裡,他看到了魏國是何等的國富兵強,而想起自己貧弱的祖國,心裡便時時感到悲愴。回國後,他決心仿效魏國,發憤圖強,著手整頓國內事務,以改變秦國長期以來的內憂外困、貧弱落後的局面。他首先廢除在秦國實行了三百多年的殺人殉葬制度。初步制定了戶籍制度,即把人口編戶,五家為一伍,從而形成新基層行政單位的雛形。



      他還在邊疆設立了打破奴隸主貴族世襲封地的四個縣,並把都城由原來的雍城(今陝西鳳翔)東遷到櫟陽(今陝西臨潼),以擺脫舊貴族勢力的影響和便於向東發展。秦獻公的這些措施對打擊奴隸主貴族的勢力、促進封建經濟發展無疑都具有積極的意義,同時也創造了良好的變法氛圍,為後來的商鞅變法打下基礎。秦獻公初步改革之後,秦國封建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國內外形勢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在此之後,秦國曾打敗韓魏聯軍,並曾深入魏國境內,一次斬首魏軍六萬人。在獻公時,秦國可說達到了初步的繁榮。



      但是,儘管如此,秦國奴隸主貴族的勢力仍然很強大,國內摩擦還十分尖銳。在外交上,秦國的地位仍然很低弱,被視為夷狄之列。並一直被摒棄於諸侯盟會之外。就是在這種國亂、兵弱而主卑的情況之下,西元前三六二年,獻公的兒子渠梁即位,這就是秦孝公,一個使秦國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英明國君。



      西元前三六二年,對於秦國人來說,是既悲傷又歡慶的一年。悲傷的是,他們失去了獻公這樣一位久未出現的好君王;歡慶的是,具有遠大抱負的新的國君即位了。



      孝公登基不久,便在全國各地貼出詔令:「想當初先祖穆公在岐山雍水之間,修德行武,東與晉國以河為界,西霸戎狄,廣地千里,為後世開闢基業,是何等的榮耀。後來經過歷公、躁公、簡公、出子的混亂時期,內憂外患,使三晉奪取了我河西之地,各諸侯國都鄙視我秦國,這真是莫大的恥辱。獻公即位後,鎮撫邊境,遷都櫟陽,目的在於向東擴展勢力,以恢復故地,行穆公之政令。寡人每想到父親未盡之事業,常常痛疾於心。現在各位賓客群臣,如能有誰獻出妙計,使秦國強盛,我將給予他高官,封賜給土地。」這就是孝公的招賢令。



      人們看到了這個招賢令後奔走相告,議論紛紛。秦國有史以來獎勵功臣,從不賜給土地,如今新君以土地相許,足見其富國強兵的決心以及思賢若渴的急切心情。於是人們紛紛向孝公獻計獻策,各國有才之士也都紛紛投奔秦國。商鞅便是其中之一。



      商鞅(約西元前三九○年至三三八年)原是衛國沒落宗室貴族的後裔,他本姓公孫,名鞅,又名衛鞅,只因後來被秦孝公封在商地(今陝西商縣東),才被稱為商鞅,號商君。年輕時的商鞅就極熱衷於法家學說,曾經潛心研究過管子的法學思想,他對李悝、吳起等人的改革成就十分嚮往,並夢想著能像他們那樣有所作為。當時衛國是魏的屬國,魏國經改革之後國力強盛,欣欣向榮,這使年輕的商鞅對魏國充滿了希望,在他的心中,魏國的一切都顯得那樣朝氣蓬勃。因此,在魏惠王即位後不久,商鞅便懷著大展宏圖的志向,離開了自己的故鄉,來到了他嚮往已久的魏國。



      商鞅首先投奔到了推崇變法的魏相公孫痤的門下,做了他的執事家臣中庶子,目的在於有朝一日,能使公孫痤將自己推薦給惠王。在那裡,他刻苦學習李悝的著作《法經》,並注重研究李悝、吳起的政治主張和改革實踐,準備待惠王重用他後,把自己的畢生精力都貢獻給新興地主階級的變法事業。



      然而不幸的是,當公孫痤還沒來得及推薦商鞅的時候,就重病纏身,臥床不起了。魏惠王聽說後,特地來探望,他見丞相生命垂危,心裡很難受,怎奈自古死生有命,傷心也無益,他便向公孫痤請教後事。惠王問道:「萬一愛卿有個三長兩短,我的國家將由誰來輔佐呢?」公孫痤掙扎著說道:「我有個家臣,名叫公孫鞅,此人有非常的才能,希望我死後君王將國家託付給他,老臣便放心了。」惠王一聽,覺得很奇怪,心裡想:「公孫痤一定是病糊塗了,怎麼會讓我把國家交付給他的一個家臣呢?」所以他沒有作聲。公孫痤看惠王沉默不語,知道惠王一定是覺得商鞅年輕,資歷淺,又沒有名望,因此不會重用他。於是他又讓身邊的人都退下,對惠王悄聲說道:「君王既然不肯重用此人,就一定要把他殺了,千萬不能讓他逃出魏國,否則日後必成魏國之患。」



      這一次惠王點了點頭,看來是同意了。等惠王走後,公孫痤把商鞅叫到自己的榻前,他很抱歉地對商鞅說:「剛才惠王問我誰可以為相,我說你可以,王沉默不語,表明他並不同意我的意見。我因為先君後臣,於是對他說,如果不用你,就把你殺掉,這次他答應了我。現在你趕快逃走吧,以免遭殺身之患。」商鞅聽了以後,不但沒有害怕,反倒還笑了笑,他不慌不忙地說:「大人讓他重用我,他不聽,大人讓他殺了我,他也不會聽的。」果然不出所料,惠王覺得商鞅乃是一無名小輩,不必傷他。此事在他的腦海中逐漸淡忘了,直到有一天,商鞅率領秦國的軍隊打到魏國城下,他才如夢方醒,後悔沒聽公孫痤的話,當然這是後話。商鞅沒有馬上離開魏國,如他所預料的那樣,他的生命沒有什麼危險,但是他的理想卻成了泡影,他那種奔魏時所具有的巨大熱情和朝氣都被這團冰所冷卻。



      正當商鞅在魏國懷才不遇的時候,傳來了秦孝公招賢的消息,商鞅欣喜若狂。他又抱著新的希望,一路風塵,來到秦國。



      商鞅通過孝公的寵臣景監見到了孝公。那是西元前三六一年初春的一個早晨,商鞅第一次求見孝公。這對於還不到三十歲的商鞅來說,實在是太讓人興奮了,自己已經歷了一次磨難,這一次他慶幸自己終於找到了明主,他可以實現自己的夙願了。於是商鞅慷慨陳詞,侃侃而談,興致勃勃地說了許久。可是孝公卻似聽非聽,昏昏欲睡。孝公退朝後對景監大怒道:「你介紹的這叫什麼賢人啊,簡直就是狂妄之徒,怎能重用?」景監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就去問商鞅。商鞅不慌不忙地說:「我給公講的是帝王之道,看來公的志趣並不在於此。請大人為我稟明公,我要再次求見。」景監見他泰然自若的樣子,也只好答應了他。



      孝公怒氣過後,回想起商鞅所講的稱帝方法,覺得還是很有道理的,只是自己所處的環境,連與各諸侯國平起平坐都不能,還談什麼帝王之道。再細想想,覺得商鞅還是很有見地。過了五天之後,孝公再次召見商鞅。這一次商鞅講的是王道理論,顯然又未中孝公之意。



      商鞅摸清了此時的孝公不需要帝道和王道,於是他在第三次見到孝公時,以霸道理論講給孝公聽,也就是建議孝公如何稱霸諸侯。這一下子就說到孝公的心裡了,他聽得十分認真,並覺得商鞅所言極是。事後,商鞅對景監說道:「孝公有用我之意,我知道他一定還會召見我的。」果然,沒過多久,孝公就對景監說:「你介紹的這位客人很不錯,我要和他仔細地談談。」



      於是,孝公第四次召見了商鞅,這一次君臣二人談得十分投機,孝公甚至忘記了君臣之禮,不知不覺湊近商鞅,兩人如久別知己,一連長談幾天,都覺得意猶未盡,相見恨晚。商鞅終於在歷盡波折之後,得到了秦孝公的信任和重用,他終於找到了施展理想與抱負的天地,於是他便開始著手他的改革方案了。



      孝公要重用商鞅實行變法的消息很快在秦國朝野上下傳開了。秦國裡舊的奴隸主勢力十分強大,他們知道變法一定會觸犯他們的利益,於是便極力進行抵制。除此之外,許多人都並不清楚變法究竟會怎麼樣,對變法持懷疑態度,這些人也不支持變法。面對這種局面,秦孝公也有些舉棋不定,尤其是甘龍、杜摯等反對者多次上疏,危言聳聽,極言變法的危害之後,孝公更是有些猶豫了。商鞅對此看得清清楚楚,他意識到,堅定孝公的變法決心是至關重要的,同時也為了使更多的人瞭解到變法是強秦的關鍵,他必須想辦法在輿論上戰勝守舊派。於是商鞅與甘龍等人就是否變法問題展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大討論。



      這天早朝,孝公對是否變法問題,徵求百官意見。商鞅首先站出來說道:「臣啟陛下,行動舉棋不定,就不會有成就,辦事瞻前顧後,就難以取得成功。況且有所作為的人,容易受到世俗的非難;見地非凡的人,往往被人們所詆毀。愚蠢的人往往墨守成規,而智者往往都具有先見之明。普普通通的民眾不能與他們探討如何創業,他們只配坐享其成罷了。這就是所謂的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所以說,從長遠角度來看,只要能使國家富強起來,就不必沿襲舊制度;只要有利於人民,就不能死抱老規矩不放。陛下若下定變法決心,就不要再考慮天下人的議論了。」



      孝公聽了這話,覺得是這個道理,他也知道商鞅的一席話是針對自己的些微猶豫而說,於是他連連點頭稱好。甘龍卻立刻出來反對。他說:「公孫先生此言差矣。聖人只能在不改變民眾的傳統習慣下才能實行禮教,智者只能不變更以往制度才能治理好國家。如果順應民眾的習俗去教化他們,可以事半功倍;沿襲舊法而去治理國家,官吏已經適應習慣,人民必然能安居樂業。現在我們只有沿襲古人遺留下來的制度才能永世留芳,造福子孫。否則如改變現有局面則必定使時局惡變,生出禍患。臣還是希望陛下能再考慮一下。」甘龍說完,只見朝中許多大臣都連連點頭表示贊同。



      甘龍的話確實代表了朝廷內外一部分人的心聲,商鞅感覺到必須給予強有力的駁斥,以扭轉這些人的看法。於是他說道:「甘龍之言,乃是世俗之言也。平凡的人總是安於舊習慣,而儒生學子又往往只知舊禮,這兩種人可以當官做老爺,但不能同他們討論成法以外的事情。從遠的看,夏、商、周三代的禮制各不相同,而夏啟、商湯、周武王卻都成了王業。近世春秋秦穆公、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楚莊王五霸的制度都並不一樣,而他們也都曾稱霸一時,這是為什麼,就是因為他們並不愚蠢地盲目遵守舊禮,而是因勢利導,有所創新。所謂智者制定法律,而愚者墨守之;賢者變通成禮,而不肖的人拘泥之。如今我們國家正處在只有變法才能圖強的歷史時期,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效法聖人變通舊制以利於今的做法進行改革。而受舊禮制約的人是不值得同他們商量大事的,受舊法制約的人是不配與之討論變革的。」



      商鞅這一針鋒相對的雄辯,使甘龍無話可說。這時杜摯站出來爭辯道:「我聽說,如果沒有百倍的好處,是不可以改變法度的;如果沒有十倍的功效,是不能改換祖先器物的。而且,遵守古法不會有過錯,依照舊禮不會出偏差,所以還請陛下三思。」



      商鞅一聽這話,覺得十分荒謬可笑。他駁斥道:「變法圖強,使國家興盛,人民安樂,這個好處是千倍萬倍的,而不變法則必然貧弱落後。如今的國家與古代所處的時局不同,那麼治理國家的方法又怎麼能相同呢?正因為此,商湯、周武因沒有恪守古制而興旺發達,一統天下,而夏桀、商紂沒有適時變革而歸於滅亡。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一定要變法才能強盛,否則必然走向最後的滅亡。至於說守古依禮,那麼前代的禮教各不相同,各代帝王的法制並不一樣,你究竟效法哪一個古代、遵循哪一個帝王呢?歷代的帝王都是適應時代的需要而創立法度,依據具體情況而制定禮教,禮和法總是因事而異,因時而異,從沒有一成不變的。只要有利於國家,有利於人民,就必須有所突破,剔舊出新。所以說,此時變法是我們國家的當務之急。」



      商鞅的據理力爭,使甘龍、杜摯等人再也無可爭辯了,也使大多數朝廷重臣首肯稱是,孝公也更加堅定了變法的決心,打消了顧慮。商鞅以雄辯的口才論證了適時變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以深入淺出的道理宣傳了他的變法理論,使人們在心目中對變法有了新的認識,同時在輿論上他戰勝了守舊派,為變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當時秦孝公就表示,即使以後變法遇到再大困難,他也再不會動搖。於是他任命商鞅為左庶長,主持變法。



      在朝廷內,商鞅通過自己的努力,力排群議,使眾臣首肯了,這些都為他的變法開通了道路。但是在民眾的心目中,他們還不知道商鞅是誰,更不知道他的為人以及他的變法。為了在民間取得百姓的信任,他在變法前做了這樣一件事。



      在熙熙攘攘的市場南門外,本來就是人來人往的交通要塞,這一天更顯得格外熱鬧。透過裡三層、外三層、層層圍觀的人們往裡望去,只見在大門口立有一根三丈長的木頭,並在旁邊貼出告示,說誰若能把木頭搬到北門去,就賞他十鎰黃金。告示的落款是左庶長公孫鞅。圍觀的群眾越來越多,大家交頭接耳,都覺得這不太可能,搬木頭那麼容易的事,怎麼能給十鎰黃金呢?大家都不知是怎麼回事,誰也沒有動。於是,商鞅又下令,有誰能把木頭搬到北門,就賞他黃金五十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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