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徐泓先生的又一部大作《明清社會史論文集》在聯經出版公司出版，這令我十分地高興和敬佩！
在當今台灣學界研究明清史的學人中，能夠在大陸和台灣兩岸同行中同時產生重大學術影響力的，徐泓先生大概可以首屈一指了。就台灣的情景而言，現在任職於台灣各重要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優秀中青年明清史學者，大部分出自徐泓先生的門下，明清史研究蔚然成風，以致引起某些心存高遠的人士，格外地不服氣，指責徐泓先生為「學閥」。
「學閥」一詞，據我猜測，可能是源於漢唐時期的門閥制度吧？故而又有更加嚇人的名稱：「軍閥」。大概就是因為中國近代以來的「軍閥」過於嚇人，一九四九年之後，大陸的各界人士，不時地要狠狠地批判「軍閥」一番，「軍閥」的名聲臭不可聞。連累之下，「學閥」一詞，也就很難吃香，流行不起來。替代之法，啟用了「權威」或「學術權威」的雅稱。
「權威」一詞，是頗為符合中國國情與馬克思主義原理相結合的原則的。在先秦的典籍中，「權威」即已出現，如《呂氏春秋》云：「萬邪並起，權威分移」；西方洋人恩格斯亦云：「一方面是一定的權威，不管它是怎樣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從，這兩者都是我們所必須的。」有了這雙重的保障，即使是到了二十世紀六、七○年代大陸「紅衛兵」造反之時，革命小將們也不敢造次，擅自消滅「權威」二字，只是在前面多加了兩個字，成為「反動學術權威」。至於偉大領袖毛主席，自然就成了「絕對權威」或「至高無上的權威」。由於有這樣的辭源關係，徐泓先生在大陸明清史學界中，沒有人稱他為「學閥」，倒是不時有同行稱之為「明清史學術權威」。顧頡剛先生是橫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人物，學問精深，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前，已經被戴上了「學閥」的帽子，但到了六○年代以來，換了一頂帽子，即「學術權威」或「反動學術權威」。
如此說來，徐泓先生在台灣被指責為「學閥」，在大陸被同行尊稱為「明清史權威」，倒也不是不可以欣然接受。無論是「學閥」、「軍閥」，還是「學術權威」，都不是任何人心存高遠、想當就能當得上的事情。比如歐洲中世紀的勇士唐﹒吉訶德，很有拯救世道的雄心壯志，但是沒有聽說人們稱他為「軍閥」。再如我們古代的吳人孫山先生，「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榮登榜末，我們總不好稱他為「學閥」吧？就說眼前的事吧，我和我所認識的許多同行，在歷史學界謀飯碗也有三、四十年了，也都很希望有人稱我等為「學閥」，但是遺憾的是，時至今日，沒有！
無論是「學閥」也好，「學術權威」也罷，人們對這兩個詞的解讀可能有許多的不同，但是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這就是「學閥」和「學術權威」，是必須經過自身艱辛地學習、勞動、探索，從而形成足以影響同行學人以至後世的學術成果和學術流派。從這樣的認識出發，徐泓先生被譏責為「學閥」，還是美譽為「學術權威」，都是實至名歸、受之無愧。從二十世紀六○年代開始，徐泓先生在明清鹽業史研究、明清社會經濟發展與社會風氣變遷研究、明代家庭、婚姻及人口研究、明清歷史地理與城市史研究、明清史源學與《明史紀事本末》的校證，以及學術史的研究回顧與史料編纂等等領域，都做出了卓有創見的研究成果。尤為難得的是，他於古稀之年，尚能密切注視國際上明清史研究的最新動向，向國內同行及時介紹國際上明清史研究的熱點問題，如關於「新清史」問題的討論，何炳棣先生研究成果的引進等等，在大陸明清史學界產生了熱烈的反響。如此看來，徐泓先生「學閥」和「學術權威」的帽子，還得繼續戴下去。
我和徐泓先生相識已有三十餘年，我們既是同鄉，又是同行。為了避免「親親相護」的嫌疑，我就不好對本書中的大作高論妄加評說了；再說，金聲玉振，文心雕龍，又何須我來饒舌！徐泓先生徵序於我，我就藉此機會，聊些跟徐泓先生似乎有些關連的「學閥」、「學術權威」的事情，以供徐泓先生及我們的同行們一笑。不妥之處，還望各位見諒！
?
陳支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