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憶余在民國十一年之秋，任教於廈門集美學校，始讀《船山遺書》，於其辨屈原沉湘乃在漢水，不在洞庭，而深有契悟，乃草小文一篇刊載報端。越四五年，撰述《先秦諸子繫年》，詳申其義。因念古代民族遷徙，以舊居之名名其新邑，此為古史每多異地同名最好一說明。《先秦諸子繫年》既成書，乃續為〈周初地理考〉、〈古三苗疆域考〉諸篇，則已在民國二十年之後。而其時則國事日非，群言庬雜，意所欲陳，紛起?乘，考治古史地名之業，遂棄置不復理。至民國二十八年秋，余自昆明返蘇州，迎母奉養，杜門不出，寫成《史記地名考》一書。是為余治古史地理最後一著作。上距討論《楚辭》地名，則先後亦達十二年之久。此後再不復為。年逾八十，雙目失明，不能見字，但念舊稿雖非時代所需，而要為治古史者一大綱目。余之所論，雖引端於船山，而凡所發現，則實為古今所未及，遽爾散棄，亦誠可惜。遂將舊存諸篇彙集付印。亦有成稿後絡續增加材料多達數十節，囑及門何君澤恆斟酌編入篇中，而余則已無可細為裁奪矣。有關此等材料，搜羅難盡，凡所論列，亦容有誤，但得者最少當占十七八，失者最多不過十二三，則惟待後人續治此業者之再為訂正矣。遙計初治此業，距今已逾六十年，此亦當時心力所注，撫卷豈勝愴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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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民國七十一年春三月
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