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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一路走來 ?

　　每個人的一生都是一個故事。我的故事開始得很晚，因為我對於童年的記憶，是一片空白；聽母親和記憶力超強的二姊說，我從小沉默寡言，不合群、不出眾，總是躲在角落裡。親戚、朋友、鄰居經常都忽略了父母親還有我這個女兒。

　　如果按排行來說，其實這也不奇怪；父母親有五個孩子，我的大姊、二姊，再下來是我哥，想來父母親在生了我哥之後，一定期望接下來也會生個男孩，但我出生了。我還有個妹妹，她雖然也是女孩，但她最小，而老么總是比較受寵的。

　　我們從小家境貧寒，母親原本在學校教書，隨著家中人口增多，需要照顧，她便辭去教職，在家相夫教子，僅靠父親微薄的收入養家。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台灣，百廢待興，整個社會普遍貧困；當時父親並沒有固定的工作，那裡可以提供生計就遷徙到那裡，所以我們家可以說是家徒四壁、居無定所。但父親是個崇文重教的人，他常說，只要我們讀得來，他砸鍋賣鐵也要供我們讀書。

　　民國五十二年，我踏著二姊和哥哥的腳步，參加桃園縣初中聯考，高中榜首。同一家中三個孩子連中聯考狀元的事蹟，在小小的楊梅鎮造成一陣轟動。當時的《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駐楊梅記者黃智洋先生特地到我們家來採訪「黃氏三兄妹、一門三榜首」的特殊新聞。當時只有母親和我在家，母親對黃智洋先生說：「淑英的哥哥、姊姊在小學六年中一直是名列前茅，聯考考中狀元並不意外。淑英平時在校成績雖然也很好，但完全沒有想到會考上第一名」。父親當時在台北上班，回到楊梅得知記者來訪，萬分高興和得意得說了一句話：「我這個女兒倒是讓我們家出名了！」記憶中，那是父親第一次對我的讚美。

　　當年來訪的記者黃智洋先生在臨走之前，曾經問過我將來要做個科學家還是文學家，我回答他：「要做個文學家。」其實，對於「文學家」這個名詞，我當時是沒有概念的。但我從小深愛看書、聽戲曲、說故事……等等跟科學沾不上邊的東西，所以當時給我兩個選擇「科學家」或「文學家」的時候，我自然選擇了「文學家」。

　　初中畢業後，我考上了台北第一女中。北一女中的學生是來自全台灣各地的佼佼者；一女中的師資更是集全國之精粹。我高中的國文老師兼導師是陳?先生（筆名沈櫻）。陳?老師是個文學家，她在教我們課文之外，更多的是讓我們讀名家的作品，比如她翻譯的褚威格的《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赫曼赫塞的《悠遊之歌》，海明威的《老人與海》、《白鯨記》、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等等；當時有許多中國現代作家像林海音、琦君、劉坊、張秀亞和羅蘭……等也都是陳?老師的朋友，所以我們也有幸涉獵她們的作品；我們在陳老師的指導和廣讀這些名家的作品薰陶下，不僅強化了寫作的基礎，也養成了寫文章的習慣。

　　從十二歲那年不經意的說，我想當文學家至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終究也沒當成。年歲愈長，愈能夠體認到所謂的「世間享千金之產者，必是千金人物」。一個人的「成就」除了努力之外，天分和機遇無疑的是另外兩個必須有的條件，如同三足鼎立，缺一不可。隨著時光的流逝、歲月的推移，我對自己沒能成為一個文學家，也逐漸能接受和釋然了。

　　九年前，我們在住家馬里蘭州洛城德悟區散步的時候，認識了一對居住在北京，來美國探望女兒的大學退休教授夫妻。王教授和外子一見如故，有著說不完的話題。王教授夫妻都喜歡看書，外子在聊天中提起我對文學的興趣。王教授在看過我登載在《世界日報》上的幾篇短文之後，建議我把過去寫過的文章集結成冊出版；我笑著回答他說，我寫的東西連自己的孩子都沒興趣，也看不懂。怎麼敢談出書？就算出了書，有誰會看哪？

　　王教授的看法卻不然，他說，這個世界上有超過十億人的母語是中文，怎麼能說沒有人會看？他又說：「你這一生中，也算有過磨難，遭遇過不幸。你怎麼知道不會有某一個人，在世界的某個地點、某個時間，因為看到你文章中寫到在生活上遭受過的打擊、在挫折中重新站起的勇氣，而受到啟發，或感到安慰呢？」

　　他的話給了我鼓勵，我回想自己在半個多世紀的讀書過程中，不是也常在偶然間，因為看到某篇文章，或文章中的某一句話，而有尋得知音般的感動，亦或即時撫慰了內心的空虛，產生了「當我看到你也孤獨的時候，我的孤獨便得到了安慰」那樣的情懷？又或者因此打消了頹廢喪志而重新燃起對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嘛！因此，我決定聽取王教授的建議，把這幾十年來寫過的一些文章摘要做個整理；也算是對我自己走過的這一生做個紀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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