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這本文集的主題毋論從大處著眼或從特殊專題出發，不外是筆者聚焦兩次世紀之際（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葉，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葉），史學學術風尚變化所作的省思；居中有破也有立。此中，自然涉及史學與其他學科分分合合的故事。
第一部「歷史主義」旨在烘托19世紀「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來龍去脈，挪之作為背景知識。該文乃係早年習作，且在寫作風格以及史學研究的切入角度上，與第二部「歷史的轉向」裡的文章都有所不同。把這兩種風格的史學史寫作並置，或可展示本人經歷的近半世紀以來史學風尚如何由大寫的、單數的「歷史」（History）一變而為小寫、複數的「歷史」（histories）。
此外，讀者若想進一步了解歷史主義，建議取閱伊格斯（Georg G. Iggers, 1926–2017）的《日耳曼的歷史理念》（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該書雖已刊行近半世紀，迄今猶為「歷史主義」的經典之作。 次者，則是近年（2011）百舍（Frederick C. Beiser, 1949–）所發表的《日耳曼的歷史主義傳統》（The German Historicist Tradition）。
第二部「歷史的轉向」的八篇文章，均是思索近年西方史學發展的趨勢，但願對中國史學的開展有所借鑒，甚或助益。要言之，19世紀乃是西方史學的黃金時代，歷史研究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以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為首的名家輩出，馳騁西方學界，睥睨一切。1902年德國史家孟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得憑羅馬史的鉅著，獲頒諾貝爾獎的殊榮，便是一例。然而，反諷的是，自此史學的聲望卻從巔峰下墜，難以挽回頹勢。其故，無非世紀之際新興的社會科學崛起，昔為「學問女王」（the Queen of Knowledge）的史學，驟成眾矢之的，備受挑戰。而史學應付無方，節節敗退，割地賠款乃是常事。甚而，歷史作為一門專業知識，竟慘遭無用之譏。
然而人類的活動原是時序的產物，欠缺歷史作為個人或群體記憶的指引，人們難免茫茫然，無所適從。或許如是，20世紀末葉史學的發展居然峰迴路轉，起了極大變化；原來失憶時間面向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終於覺識到歷史意識的重要，而有了明顯的轉變，進入了人文及社會科學「重新發現歷史」、史學研究眾聲喧嘩的時期。我將此一變化梳理成〈歷史的轉向─ 20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一文，以供學界參考。
清末以來，由於中國史學驟然加入西學的列車，遂無以置身事外。試舉一例，國人求治殷切，引入西學。其中尤以「方法意識」為各門學問的共通點。僅就史學而言，梁?超（1873–1929）所倡導的「新史學」，可作為代表。他相信凡欲一種學術之發達，「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進入民國，又以胡適（1891–1962）最為積極。胡適深受科學主義（scientism）的影響，力主「方法」乃治學的不二法門，其影響既廣且深。他在晚年追述道：「我治中國思想與中國歷史的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方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所有的著述。」因此，重視方法，確是民國學術大勢所趨。
尤有進之，若以台灣而言，1960年代至1980年代由於歐美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 或empiricism）和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思潮的推波助瀾， 令「史學方法」的講究，臻於巔峰。風吹草偃之下，個人遂亦以研究方法自任，視此為治史的終南捷徑。但之後，緣林毓生、余英時兩位教授引進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科學革命的觀點，復加上赴美進修，受到晚近分析哲學（analytical philosophy）的薰染，遂一改成見，放棄舊有的思維。
這些瑣細的回憶，都是陳年往事了。而身處今日後現代主義的情境，「反方法」的情結，依然是主流意識。故拙文〈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容仍有異曲同工之妙。
再，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對傳統史家而言，不啻為揮之不去的夢魘，但史家卻不得不正視它的挑戰，倘若因應得當，猶不失為新史學發展的契機。這是拙文〈後現代主義與中國新史學的碰撞〉的論旨。晚近「敘事式歷史哲學」（narr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興起，當然也是後現代主義的同調，拙作〈敘事式歷史哲學的興起〉略有抒發。對比當今史學追逐、崇尚解釋性的論證，「敘事性的史學」不啻為一帖及時清涼劑，不無提神醒目之效。此外，個人另有未收入本冊的〈文學的真實與歷史的真實〉一文，稍行展演敘事式哲學的具體實例，蓋乃小品的操演，聊供一粲耳。
兩岸聲息不通近半世紀，因此學術時尚自是有別。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乃是台灣「思想史」最為輝煌的時期，該時人才輩出，引領風騷。然而逾此，則每下愈況、一蹶不振。這種趨勢與西方史學的風潮雖稍呈落後，但大致相符。反觀，當前中國大陸思想史的研究，則方興未艾。此一間差，在學術史饒有意味。總體而言，中文語境的思想史研究不若西方變化多端，美其言則是成熟穩重，然不容諱言，其研究方法較為傳統、拘謹，乃是不爭之事實。拙文〈蛻變中的「思想史」─一個史學觀點的考察〉，則是為此而發。好友葛兆光曾笑我對此間思想史的火苗澆了一盆冷水，實乃無心之過，敬請明鑒。
又臆想中，世界史應是史家治史最終的目標，或最高價值所在；但卻絕少史家會信以為真，朝此邁進。個中原委，值得探究。之前，世界史這塊園地，僅有業餘人士偶爾耕耘，專業史家則避之唯恐不及。但迄20世紀晚期，形勢丕變，「世界史」雖未稱得上顯學，但學會、學報則應運而生，甚為活躍。拙作〈從普遍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蘭克史學為分析始點〉，則是討論19世紀以來世界史的演化，期能梳理其理論與方法的癥結。〈重識穿梭異文化空間的人物─以梁?超、王國維、傅斯年為例〉一文乃是建立在之前個人三篇具體個案探討之上，而予以方法論的點撥，盼能彰顯其研究取向的風格。因此凡欲探討跨文化的人物，理應「知己知彼」，關注不同文化的影響，方能得其全貌。
〈近年宗教史研究的新啟示─「宗教」核心概念的反思〉乃是受拙作《儒教與神聖空間》（Confucianism and Sacred Space, 2021）英譯本的評論所啟發。蓋近年宗教史的研究除了具體個案的探討之外，並強調對「宗教」一詞及其概念的省思，盼能促進未來宗教史的開展。
末了，本書得以結集成冊，須特別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陳甜女士不耐其煩的聯絡和冼懿穎女士精心的編輯。史語所陳靜芬秘書代為校稿，一併致謝。拙作個人敝帚自珍，野人獻曝在所難免，但願博雅君子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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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進興謹誌
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21年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