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當我們談論動物時，我們在談論甚麼
同為華人地區，港臺兩地關係親近，兩地近年在許多社會議題上均互相呼應，彼此參照；臺灣享有民主政制，香港人在這方面仍艱苦奮鬥中。然而民主社會的內涵，也不單純只等如一張選票，公民質素、文化底蘊，同樣是成熟個體與成熟社會必備。
過往，動物議題往往被輕易埋葬在「人禽之辯」這種傳統論述（我稱之為「既得利益者」論述）中，「展覽動物」（如動物園中的動物）、「經濟動物」（肉食、皮革等）、人與動物區隔（城市建築物設計）等現象，遂變得理所當然。港臺同為高度城市化、全球化的地方，亦無法免於上述情況。以香港來說，每當事情涉及人與動物的糾紛衝突時，事情便會被簡化—反正動物無法反擊又不能投票，按既定的主流意見或現行法例處理，便是最安全方便的做法。由捕捉社區動物，到動物實驗、農場動物，都是一樣的公式。
然而公民社會的其中一個特徵，就是「參與」。現時，香港人習慣的，依然是「代議士」式政治：不論是官方選舉、民間活動還是社會運動，最常見的是「選出」或「推舉」一個願意出頭的人，由他代勞一切關乎自身利益的工作或行動。在這個「選舉」的過程中，我們很可能是要選出一個「英雄」，而不是藉著選舉為自己充權（empowerment）。在動物議題上，理想的情況是：香港的民選議員（或區議員），應廣泛地收集市民意見，讓漁護署（香港政府架構中處理動物事宜的部門）和動物保護組織的專家說明各種做法的利弊；和市民一起討論動物處境以至社區發展的方向和願景……然後才參與制訂政策的工作。反過來說，議員若打開公共諮詢大門，市民也應該積極參與討論。我們見到臺灣動保團體與市長甚至總統候選人見面，提出意見，實在十分羨慕；香港的動保團體與關心動物的市民雖受掣於現實，但如何更主動地參與社區塑造與教育工作，也是值得思考的事。
「如何提升公民意識」大概是幾百本學術專著也討論不完的議題，這裡只簡單地說一句：讀書。或許這就是作者寫作本書的其中一個目的：由硬邦邦的理論層面，到抒情深沉的文學作品，都是改變文化所必需。畢竟，動物權其中一個重要面向，正是在理性主義以外，兼顧生命的感受與情緒，與人類語言以外的表達方式。文學作為人學（anthropology），固然反映人類的生活；而人類的生活，又是與其他生物分不開的。是以，動物在文學作品（以至其他藝術作品）中的形象，就反映了人類與動物的關係，人類在地球上的位置，人類的道德觀、倫理觀、生命觀等。探討動物文學與相關敘事，實有助於人類反躬自省，安身立命。
臺灣「動物文學」的發展遠較香港壯大，既有劉克襄、廖鴻基、吳明益、朱天心等著名的動物作家，亦有如黃春明、朱西甯、駱以軍等人的作品。值得留意的是，臺灣「動物作家」的寫作題材並不限於動物，也包括其他與大自然有關的題材，例如海洋、蔬菜，甚至鐵路、菜市場等；而他們筆下的動物亦非「寵物」，乃是社區或大自然中的一員，與人類的關係若即若離。由「動物文學」發展至「自然文學」，再發展至對人文生活的關懷，可謂必然的結果，因為動物與自然環境無從分割，而人文生活的質素，正好反映在人如何對待「異類」、「弱勢」。另外，臺灣的動物文學（以至自然文學）往往有「本土化」色彩，作品除了反映動物生活外，也同時反映臺灣的風土特色，原住民生活、臺灣文化、價值觀等。這跟臺灣近年「本土化」思考不無關係。臺灣動物文學作家的另一個特點，在於他們都身體力行，除了在書房中寫作外，也投入相關社會運動中。如吳明益為環保社會運動發聲；廖鴻基曾當過十年漁夫；朱天心積極關注社區動物等。因此，臺灣的動物作品，更多地結合了社會問題探討，與地區之間的關係更密切。以上種種，都是香港仍須急起直追的。
在追求民主與實踐民主時，我們希望說話得到回應，乃理所當然；但所謂的「回應」，到底是息事寧人，權傾一面，還是建立討論的平臺，彼此了解？我們有足夠的能力，解讀人類與非人類的各種混雜的信息嗎？我們是否承認，在某種遊戲規則前，某些階段與某些生命，從來都是啞口無言或不被聆聽？如何確保各種聲音都得以被聆聽與考慮？箇中講求的，不單是體制健全，還有開闊的心胸、求真的勇氣，與情理兼備的溝通方式。本書之出現，正好為形成這些元素，為動物與人類塑造更理想的生活環境。說到底，當我們談論動物時，我們其實在談論人類自己。
張婉雯
（本文作者為香港作家，代表作有《我跟流浪貓學到的十六堂課》、《甜蜜蜜》、《微塵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