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這部書是仿效自然科學教科書而寫的，凡是在這裡加以論述的每一個觀念總得要先追溯這個觀念的倡導者，然後敘明這個觀念在其發展過程中的陸續修正，把這個觀念原先所含有的雙重或三重意義分清，而到最後再把這個觀念按照其單獨的一種意義併入我所認為最近這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政治經濟這門科學之內。在歷屆的革命戰爭之前與之後，在我所謂的戰爭週期之中，都有各種新觀念與新理論的倡導者出現。因為我的分析是以英美兩國的普通法為依據，所以我是從1689年的英國革命開始；接著是1789年法國革命所引起的世界戰爭，然後是1861年的美國革命，這是1848年歐洲革命受到阻遏的結果；再然後是許許多多國家從1914年開始的革命戰爭。
我在我的自傳裡曾經說過，我是兩次戰爭週期之中的一分子，一次是美國廢除奴隸制度的戰爭，另一次是過去二十年的世界革命。我的第一部書《財富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1893年）所論述的是以十九世紀最後四分之一期間內所流行的學說為主；我的《資本主義之法律基礎》（Legal Foundations of Capitalism，1924年）和目前的這一部《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1934年）都是以我們此刻成為其中一分子的革命週期內陸續出現的學說為主。
過去二十五年之間我得到許多學生和助理的協助，其中有戴維斯夫人（Mrs. Anna Campbell Davis），她在七年之中幫我處理有關法律與經濟的問題，又有斯派克曼先生（Mr. Reuben Sparkman），他在這四年之中幫我處理有關經濟的問題。我在經濟部門任職的同事們給予我十分寶貴的助力，其餘的經濟學者們，包括昔日與現時的學生在內，我曾經把我這部書的初稿與校稿請他們代為核閱，而他們也都為我指出其中的瑕疵，並且協助我克服若干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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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月康芒斯（John R. Commons）
序於威斯康辛州（Wisconsin）的麥迪遜（Madi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