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社會系統：一個一般理論的大綱

前言

　　社會學現正處在一個理論危機。一個整體而言成功了的經驗研究已經增加我們的知識，但無法引領我們建立一個對專業學科而言具有統一能力的理論。不論盛滿已獲取的知識的瓶子是新的還是舊的，社會學作為一門經驗科學，必然會要求，以那些從實在中取得的資料來檢驗命題。然而，這樣的原則正使得社會學無法給出理據，以說明其對象領域的特殊性及其作為科學學科的特有統一。人們太過接受這樣的現狀，根本不會嘗試解決理據的問題。

　　這樣的困境已經將理論概念分裂了。人們時而將理論理解為針對資料間關係，所進行的經驗上可測試的假設。時而又將理論看成一項致力於建立能廣泛涵蓋的，但又未明確規定內容的概念的事業。雖然這兩個方向至少都同樣要求，一個理論必須打開比較的可能性，但是接下來惹人爭議的是，人們要如何地為自己設下限制條件，才有資格將他的工作稱之為理論。專業學科之內統一的理論，能讓人像遵循一個範例或一個?典範?般地有所取向。若沒有這樣一個統一性質的理論，就會引起此處所說的爭論與不確定性，而這同時又會造成理論的闕如。

　　對於一般理論有興趣的人大多是回歸到古典學者那兒。人們藉著重返那些做理論研究的或藉理論之名而被研究的經典文獻，而能正當地限定取得做理論資格的條件。理論研究的任務因此變成是剖析、詮釋、重組這些留下來的文本。這裡早就預設某些人們認定自己無法做出來的東西。古典理論家之所以是古典理論家，是因為他們是古典理論家；人們現今對他們的使用，正使他們以自我指涉方式證明自己是古典理論家。就以這樣的方式，在較抽象層次上出現了理論的併發症狀，像是行動理論、系統理論、互動論、溝通理論、結構論、辯證唯物論。它們簡短地表達出一群群的人名與思想。重新組合它們，便能期待獲得新的見解。例如說，將系統理論注入馬克思主義。或是，從結果來看，互動論與結構論兩者並不是如人們所想的那般不同。韋伯的?社會史?，一個對馬克思論者來說不無可能的概念，可以藉著派深思（Talcott Parsons）的四格功能表加以體系化。行動理論被重構成結構理論，結構理論被重構成語言理論，語言理論被重構成文本理論，文本理論被重構成行動理論。這種既混合又萃取的作法，再度讓人有可能且不得不再致力於探討古典人物的特質。每一個生平細節都能引向思想的蹤跡，並且能夠保證古典人物是與從他那兒得出的理論交錯在一起的。

　　以上的這些作法並非無趣，也非毫無建樹。但是，當人們愈是將古典人物放回專業學科史之中，就愈是必須區別，要以理論或是以生平的方式，以抽象還是具體的方式，來掌握他們。但是，如果人們已經將古典人物變得如此破碎，未來還可能需要他們嗎？一個關於社會學的社會學或許可以讓人們看到，在諸理論分散成部落式的關係時，系譜學的研究取向是絕對必要的。但我們正好可以追問，在那些將自己描述成多元主義的部落關係下，是否還有必要去證成對於理論這個名稱的要求；社會學引入系譜學取向以限制自己，難道是證成此要求的惟一可能作法。

　　上述發展的結果是，這類理論討論急遽日趨複雜。這尤其地使觀察者感到迷惑。當他愈是認識主要的古典作者，愈是要求在二手文獻中深入分析他們的文本，愈是陷入組合遊戲之中，愈是不斷切換重點（像是去主體化或再主體化），從一個理論框架跳到另一個框架時，必須承載日後研究的專業知識也就變得更複雜。這麼一來，社會學的統一不再顯現為理論，也根本不是關於它的對象的概念，而是純粹的複雜性。不只是這個專業科目本身，就連它的統一也變得不透明的。人們只以不同的角度處理這樣的複雜性，無從控制知識推展的方向。所以，即便研究者必須想到遲早會耗盡古典社會學家的思想，但是他自己所製造出來的不透明性就足夠讓人忙了。

　　所以，所關乎的是複雜性與透明性兩者的關係。人們或許也可以說：所關乎的是不透明的與透明的複雜性。放棄建造學科的統一理論的作法，只能避免提出這個問題，但無法逃離它。致力於這樣一個統一性理論的工作，卻正是由此開始的。它將自己與對象的關係安排成不透明的複雜性與透明的複雜性之間的關係。它絕不為自己要求反映出對象的完整實在。它也不會窮盡一切認識對象的可能性，因此也不會獨佔對於真理的要求，而排除掉其它與之競爭的理論工作。但是它會在掌握對象時主張普世性（Universalitat），因為它作為社會學理論，是處理著所有的，而非某些部份的社會事物（例如階層化與流動、現代社會的某些特性、互動論等等）。

　　帶有普世性主張的理論本身會作為它自己的對象而出現，因而讓我們能輕易地辨識它（因為它若想將此事除去，就必須放棄普世性）。古典科學理論（Wissenschaftstheorie）的某些部份便要失效。這個道理適用於所有的?全球理論?（甚至也適用於例如量子物理）；當所關涉的是要證實（confirmation）某個理論的真理主張時，道理更是如此。每個爭辯就會被推向無可決斷的地步。但接著人們卻可以要求，批判者要為理論的命題領域發展出其它適當的選項，並且不能僅滿足於指向他自己的理論而已──例如他的理論會說，人們在後資本主義的迷惑下無法掌握真實。

　　所以，這種具有普世性主張的理論是自我指涉的理論。它總是能從它的對象那兒學習某些關於自己的事。所以，它好像自發地強使自己，為自己給出一個有所限制的意義──例如，將理論當成一種實踐，一種結構，一種問題的解答，一種系統，一種使決斷產生的綱要（Programm）。它要在對象領域中才能有別於其它種類的實踐、結構等等。所以，一個普世的理論也作為分化理論（Theorie der Differenzierung），且正是作為分化理論時，可以將自己看成是分化的結果。此理論所受到的限制在於，它的自我指涉不能任意為之；而且正是此限制為它證成了理論這個名稱。

　　到此，我們已經說出本書理論綱要的基本原則。我們的意圖則是，設下一個起點門檻，過去社會學中常見的理論討論皆在此門檻前停滯。這個門檻可以三個差異來說明：

　　（1）所關乎的是，表述一個在學科之內具有普世性的理論。這是自派深思之後未曾有人敢於嘗試的事。但是，這樣的作法並不會預設一個相應的對象領域，並將之實質化為世界的某一片段（faits sociaux譯註），讓社會學可以從外面觀看它。我們也不會以派深思所謂的?分析的實在論?（analytischer Realismus）的意義，將這個領域視為建立分析性概念時的相關物。反而，它要被看成是全體世界，而且是關連到諸社會系統的系統指涉，也就是關連到對系統來說是特有的系統�環境這個差異譯註。

　　（2）進一步的且隱含在上述說明中的一個角度就在於一組差異：以非對稱方式或是以循環方式（zirkular）搭建的理論。一個普世的理論是作為它自己本身的一個對象，並且，會將它的對象以及它自己本身看成是自我指涉的關係。此理論並不預設一些無可追問的認識論判準，反而是主張一種自然主義式知識論（naturalistische Epistemologie），就像最近許多的哲學家與自然科學家的作法。這又是指：對此理論而言，它自己的認識過程，以及對原本有效的諸判準之採用或捨棄，都是發生在它自己的研究領域之中，在現代社會的科學系統中的一個學科之中。

　　（3）最後，我們在此要考慮到一般所謂的?決斷論?（Dezisionismus）的指責。這類指責並非全然無理的。系統只在對無可決斷者作出決斷時，才有能力演化。此道理也適用於有體系性的理論藍圖，甚至也適用於邏輯學，哥德爾（Kurt Godel）之後人們已能證實此事。但是，這個道理絕不會造成一些（或甚至所有）個別決斷（Entscheidung）的任意性。因為負熵或複雜性會阻止此事發生。換言之，系統會對自己劃定第三次的門檻界限。一個想要穩固專業學科關連的社會學理論，不只是要更複雜，而且相較於學科的古典人物、他們所給的註解、甚至是派深思本人的自我期待，還要更加複雜。這就會要求我們具備理論技術上的其它預防措施，以保持理論向外及向內發展時所具有的支撐能力及銜接能力，而且，尤其會要求把對複雜性的反思（因此也包括將一個關於複雜性的概念）內建到理論本身之中。這個門檻問題因此也是極高層次的、處於自我反思程度的概念複雜性。它限制了變異的可能性，並且排除了所有的任意決斷。每一步都必須相適於整個理論。甚至，就像在黑格爾的體系中一般，吾人在理論建立的前進過程中，是從開端的任意性取得任意性。這麼一來便出現了能自我運行下去的建構。它不必被稱為?系統理論?。但是，如果人們想要讓其它的建構特徵恆定不變，並拿掉系統概念的話，那就必須發明某事物來執行此概念的功能，以及佔住此概念的理論位置：而這又與系統概念極為相似。

　　以上這些有別於學門一般看法的差異，讓我們完全明白，為什麼社會學停滯在這樣一個門檻之前，且如泡沫般脆弱，無法在明確的章法下堆積起複雜性。然而，只有當我們依這些看法──而且是在所有這些看法之下，因為它們是相互關連著──推動另類的理論設計，才有可能讓社會學往前走。對此，在社會學裡幾乎沒有先例可循。所以，我們必須接上已經卓然有成的非社會學專業的、跨科際的理論發展，並且為本書的理論挑選那些邁向自我指涉的（Selbstreferenz），且?自我生產的?（Autopoiesis）系統理論的研究進路。

中文譯本導讀

密涅瓦的貓頭鷹們已在黑夜中飛行著

魯貴顯

　　回想

　　這是一本談自我指涉的書，導論時即表明理論立場，欲將典範轉移到自我生產式的系統理論，接著在第一章開頭更提出再素樸不過的宣稱，「存在著諸系統」，藉以提醒讀者，這本書的系統理論不只是科學陳述，同時還實現著科學系統，即，本書所描述的系統之一就是這本書正在進行著的科學溝通。科學陳述本身製造出它所要研究的對象，同樣的，這本書也製造出具有自我指涉能力的對象。它意不在發現對象的構造，也非使對象在科學面前變得透明，而是讓對象在科學觀察者面前變得複雜，變得更加不透明，也因此使觀察者自身變得更複雜與不透明。系統理論在思考或書寫之初就將自己擺到對象之列，隨著闡述的發展過程也不時觀看自身與所製造的對象之間的關係變化，所以，它不將自己確立為外在客觀的研究者，也不會遵循科學理論的階序分類。

　　一旦理論自己出現在它的對象之中，便使自己處於比較。理論甚至必須作為自己的對象，即便是在比較的壓力之下依然能運行下去。我們關於系統、自我、溝通及溝通媒介、歸因、行動、演化等等所探知的一切，也必須經得起理論的考驗，不論自我比較之後的結果是如何地令人不悅。

　　魯曼認為，自我指涉是個具有爆炸性的概念，一旦對它有所認識，就很難再回到一階觀察，也會告別本體論式的想法。確實如此，而且從這本書再度印刷的次數來說，學界的接受程度似乎日漸增高，介紹魯曼的系統理論的書籍、名詞彙編的參考書、手冊推陳出新。可以說，這個理論已經有了不錯的基礎設施。不過，這並不符合讀者的閱讀經驗。原因之一在於理論被重新書寫的方式。以（教科書列入的）理論學者或學派為主軸的教科書，或以社會學思想系譜寫出的系統理論讀本往往只讓一個思想體系變得支離破碎，讀者最後記得排列或比較諸思想家時背後的判準。觀念詞典、手冊同樣也帶來困擾，使理解變得更混亂，讓讀者在被擷取出來的一條條定義、概念的迷宮裡推敲。這麼一來，讀者少有機會捕捉到社會系統的自我指涉。自我指涉除了作為運作之外，是否也能成為讀者日常生活中的一個啟蒙原則，反思自己的社會存在方式？

　　為此，系統理論學者傅思（Peter Fuchs）的嘗試是獨特的，也相當成功。他認為，以一本更艱澀的介紹性書籍談魯曼的著作，只會讓讀者更加不悅，也失去耐心，而且，更讓人擔憂的是，理論藉著文字所傳達的思想流動及優雅也隨之消失。於是，《Niklas Luhmann - beobachtet》（《尼克拉斯．魯曼──正被觀察著》）在1992年出版，作者也在前言道出自己同樣遭遇表達抽象系統理論的難處。最終的解法是，「[...] 呈現一個以溝通概念為中心的理論，最好的方式或許是模擬一遍溝通：建構出關於系統理論的溝通。當時我的想法是，理論要解說的事情，照理──可以說實際上──也是如此發生：這個文本就是它自己的案例」。

　　魯曼寫出關於溝通的著作《社會系統》，書寫本身即是一種溝通，閱讀著一本關於溝通的書籍同樣也是溝通，接著，針對著閱讀時發生的理解問題（即溝通問題）而寫就的一本導論書籍也是溝通。在這一連串溝通自我引發的過程中，還必須再加上這篇導讀，它刻意地突顯系統理論的反身性，也是溝通。這時，若將焦點擺在銜接的層次，就看到彷彿是溝通接續溝通的無限鏈，溝通的具體內容於是暫時消失。簡單地說，溝通就是持續地引發溝通，以及，持續地對於溝通（內容）進行溝通。但，所謂的內容不過是當下的溝通自己所製造的虛構物。於是，溝通既是運作，也是內容、議題，更是可以用特定名稱「溝通」來指稱自己。這讓我們想起侯世達（Douglas Hofstadter）將兩塊鑿出奇特型態的木頭擺在一起，並向三面牆壁映射，投影出三個字母。隨著不同角度，兩片木頭可化身成某一映像。它們同時既是，又不是任一個映像。這種一即是多，或多即是一的運作模態也出現於結構與期望、結構與語意、結構與事件、溝通與行動等等區別。

　　導讀就像所有的二手介紹書、概念手冊，皆是賽荷（Michel Serres）意義下的寄食者。它好像一座橋，建立起諸文本之間相互詮釋的特定關聯，也因此，被光明正大地放在作品開始之前，由它負責引發閱讀的動機，由它開始為讀者評價。反過來說，若少了導讀，少了參考書籍，如何能讓人渴望「更正確」的理解？不過，導讀除了帶來這些側文本（paratext）的效果之外，也能將自己視為史班賽-布朗（George Spencer-Brown）所謂的回想（recollection）。

　　本文試著與《社會系統》這本書建立一種互為觀察者的關係，就如上述所進行的。導讀在開始觀察這本書之前，就已處在社會學的（自我指涉式）系統理論的未標記空間之中，因此才有可能觀察這本書及作者。導讀一方面試著以系統理論的概念描述這本書（系統、溝通、結構、分化、觀察、複雜性、區別等等），另一方面則實現著系統理論所闡述的原理（系統、溝通、結構、分化、觀察、複雜性、區別等等）。所以，吾人同時在兩個層次上創造著關於《社會系統》的溝通的實在，且這樣的實在的複雜性已遠遠超過當下吾人的描述能力。這也正是史班賽-布朗在結束形式運算，重新反思整個運算之後得出的結論：

　　我們設法將宇宙維持為任何一個形式，而且我們對於這樣一個宇宙的理解並不是來自於發現它的眼前呈現的樣貌，而是藉著回憶我們在一開始時為創造它而做的事情。

　　以這樣的方式，運算本身可以理解成一種直接的回想 [...] 最終，當我們再進入形式之中時，它們全都被修正且被擴展。

　　所有藉著形式理論認識世界、社會的方式，只是權宜地使用這個世界、社會早已備好的某個區別，藉以回想它們的原來樣貌。但，回想不是回到源頭，而只是一張照片，讓人誤以為世界、社會總有某一刻的真實尚留存著，等著被發現。就此說來，導讀不再是為了讀者，反較是系統理論對自己的回想，從它為自己準備的區別出發，讓自己知道自己還有其它的樣貌。

　　卡片盒

　　大概是因為很難解釋魯曼的學術產量以及無所不包的超級理論，那本向他六十歲生日致意的合輯便命名為《Theorie als Passion》（《理論作為激情》）。從此，理論不再是冷靜旁觀的結果，它本身擁有一股難以形容的自生力量，不斷地往前推進，至死未休。

　　確實如此。從2015年開始，在大學及研究機構的合作下，魯曼的遺稿被仔細整理、辨識、增補之後，有些成書出版，有些當作期刊論文。這幾年一直有新的作品問世，其中頗具份量的是《Systemtheorie der Gesellschaft》（《關於全社會的系統理論》，2017年，1132頁）譯註、《Schriften zur Organisation》（《關於組織的論文集》，2018-2019年，陸續出版一至三冊，共約1400多頁；第四、五冊將於2020年出版）。由於這個整理遺稿的計畫至2030年結束，人們可以期待日後將有更多的且針對不同論題的論文集問世。這也讓人越加覺得那本獻給他六十歲生日的出版品的名稱，「理論為激情」，再貼切不過了。這不禁讓人要問，日後還有多少作品？系統理論還能延伸到哪些社會學的論題？以及，九萬多張筆記卡片何來的威力，讓一位被稱為「烏鴉巢裡的觀察者」（Beobachter im Krahennest）的社會學家能在三十年間寫出超過50本專書與500餘篇論文？

　　耗費四十餘年的卡片盒之所以引起好奇與討論──甚至有人根據他的說明寫出卡片軟體──，並非因為他做筆記的恆心，也非單純卡片的數量，而是他以系統理論的原則管理整個卡片盒，並讓它以封閉性循環的方式運行。2019年第一批公佈的數位版卡片總算讓人清楚瞭解整個卡片盒的組織原則。

　　魯曼身後留下的龐大資料，包括手稿、卡片盒，讓其子女對簿公堂許久，不過不是基於學術原因。2011年時，畢勒佛大學才得以買下所有的思想遺物，之後與科隆大學合作，投入北萊茵─西伐利亞科學及藝術學院（Nordrhein-Westfal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Kunste）的長期計畫（2015-2030）：「尼克拉斯．魯曼──理論作為激情。對其遺作之科學探察及編纂」（Niklas Luhmann–Theorie als Passion. Wissenschaftliche Erschliesung und Edition des Nachlasses）。對於圖書館及史料保存來說，將手寫文件數位化，是理所當然的事，但若從系統理論的角度觀之，這可是一場實驗。首先，原本只存在於魯曼意識及自己書寫的卡片之間的結構耦合，如今成為科學觀察的對象，並因此溝通著意識與溝通（卡片）之間的差異，以及卡片盒與作品之間的差異：若吾人在面對這幾萬張卡片時，能激發出何種理論意識？另類的系統理論？當整個卡片系統被數位化，被印刷之後，就成為一種新的類型的文本，回過頭來描述魯曼之前發表的所有作品（於是，我們宣稱，終於知道他的作品從何而來）？再者，任何閱讀這個線上卡片系統的人都直接接受了特定的指示（編號、分類、文獻連結、議題串、評論、標籤、指示方向），因此進入一個可無限連結的世界，書籍、文章在其中具有連結的無限可能，每條連結、指示既代表著使用者的決定，也代表著知識的偶連性。現在，這個卡片系統比著作更有說服力了，它直接帶著人們實作出系統理論所宣稱的原則。第三，這個卡片系統一旦被人們閱讀，並不會成為所有人惟一的資料庫，反而，它會被接上每個人特有的筆記，被更改文獻的連結路徑，被重新歸類，被添加新的註解。這麼一來，人們是否一同建造一個無法全覽的，不斷增長的卡片系統？

　　人們確實可以如此想像一個不斷擴大的筆記文本。隨著不時更新的卡片系統，線上讀者也將慢慢熟悉去中心化的、分化的、遞迴的的原則，並打散原本魯曼所累積的連結、編號、主題群，並重組自己特有的卡片盒。魯曼的卡片盒裡有一張筆記就是關於卡片盒的運作原則：

　　「卡片盒作為模控式系統｜無秩序與秩序之組合，群塊之形成與無可預見者之組合，特別就在取用已實現了的組合時｜先決條件：放棄已確立了的秩序。預先架好的分化（例如，搜尋vs.內容；索引、提問、突發的想法vs.現有者）會重塑內在秩序中必須被當作前提的東西，並在某程度上使此秩序變得沒有必要」。

　　可見，知識生產不依靠著卡片的數量。如何對每張筆記卡片做出區別，連接諸區別，使區別之間產生關連，才是知識編織的關鍵。因此，魯曼自稱，「根本而言，可以卡片盒這個系統來解釋我的生產力。比起寫書，這個卡片盒耗掉我更多的心力。」? 這個卡片盒系統就是他為自己製造出來的思考及對話同伴，從1951年起，以一張張筆記堆疊起來，耐心地創造它們之間的交互指涉關係，直到成為一個不透明的，因此能不斷為他帶來驚訝的系統。卡片盒主要的功能不是記錄他讀過什麼，別人在書裡寫了什麼，好似將吾人閱讀過的軌跡及證據錄下，相反地，他期待卡片裡的評論、概念、批評必能接上其它卡片，並在未來產生新的迴路。怪不得，在訪問時表明，他的閱讀始終是以問題為取向的，即便是胡賽爾的作品也不見得會重讀，若有人指出他的閱讀或卡片上的錯誤，他仍是保存著卡片，只會在上面加上提醒。卡片盒正是實現著他的系統理論的原則：只有當它高度複雜且封閉時，才能向環境開放，有能力處理各種學說、理論、經驗研究的文獻。也許對一位擅於考據的學者來說，魯曼的閱讀態度是不可取的，容易誤解文本，但對於卡片盒來說，並沒有誤解這回事，只有編號誤植或卡片錯置的問題；對於魯曼來說，關鍵不在誤解，而在於未來有機會在卡片上補上一筆修正，讓自己同時看到（暫時被指認為）錯誤與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