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野哭：弘光列傳

序

　　兩年間，都在從事關於明末弘光朝的寫作。去年寫完一本，《黑洞：弘光紀事》，是從專題的角度來寫，寫了十個問題。這一本寫人物，名之《野哭：弘光列傳》。

　　書名取自少年英雄夏完淳的《細林野哭》。我在《夏完淳集》裏一見到，就被「野哭」兩個字攫住了，覺得有股異樣的力量。「野」在古漢語，有無家、荒蕪並兼野鄙陋文諸意。「野哭」並非只在完淳的筆下出現過，其他朝代，亦有以此為題賦詩者，如唐劉叉之七古，清沈曾植之五律等；但我感覺，似乎用於明清易代之際，這詞才格外有百感交集的況味。

　　弘光年，是明為清亡真正而確切的時間。中國歷史，在此面臨一個大節點。蓋自宋代以來，中國自身文明經二千年世界領先的農業生產、社會發展所積累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已開始閃現向新的文明階段躍升或轉型的軌跡，《萬曆十五年》曾稱宋代諸多方面「已如現代國家」。惜為蒙元所滅，上述進程中斷一百年。好在這一百年，從全球範圍看，時間尚不緊迫，中國還耽誤得起。蒙元被逐，重回荒漠，明繼宋起，在思想、文化以及經濟發展上，全面祧續宋人。明是個很奇特的朝代，一面很是衰邁、昏黯以致暴虐，一面又孕育?朝氣蓬勃的社會歷史因素，逮至萬曆間，各種突破跡象已十分明顯。然天不佑中華，明朝自身積攢的激烈社會矛盾終於爆發而導致嚴重內亂，同時，曾為蒙古所敗的金人後裔，在沉淪荒蠻、幾近湮滅三百年後，重獲新生，日漸具備強大破壞力，而益為明朝大患。內外雙憂，並至齊發。明遂先於甲申年（1644）失北都，復於乙酉年（1645）喪南京，終於滅亡。這是繼宋亡之後，作為漢族國家的中國第二次整體亡國。但這次後果更為慘痛，原因是同時西方的歐洲也開始其現代轉型。無論從經濟發展還是文化積累來看，東西方世界本可謂棋逢對手、銖兩悉稱，正待好好比試一番。可惜，中國卻因一個意外情形，從競賽中退出了—好比奧運會選手在起跑時卻突然退賽。

　　我們於中國因被滿清所主所遭受真正損失的解讀，不在民族主義方面或感情。這當中，過去不太注意或很少談論的，是新統治者與中國文明之間有很大的落差。隨之，帶來兩個後果，一是本身創新能力已然不足，次而，作為異族入主者又勢必採取精神思想的高壓與箍束。兩個因素交織，造成各種羈絆，令中國活力頓失，而嚴重拖了歷史後腿。事實證明，有清一代，中國雖能秉其發達農業之優勢，以及在東方暫無敵手之地利，續其強盛國勢至康雍乾時期，但在思想、制度和經濟上，卻無變革跡象。滿清的好處是，總算比蒙元能識良莠，虛心接受、學習和融入高等的文化；而它的問題是，受制於自身高度，只能亦步亦趨，照搬照抄前朝，論創新的能力，實在不足觀。這對中國，無形中是多大拖累，後人很難設身處地體會到。實際以明代最後五十年思想、政治、社會的情形來看，若非這一干擾，中國經過當時業已啟動的思想啟蒙，得以進入制度變革、完成歷史蛻變，可能性相當大。然而，異族統治尤其是文化落差，突然間扭轉了歷史方向。中國落在西方後頭，關鍵就在這二百餘年。我對滿人這民族不抱偏見，但從歷史角度說，滿清統治在攪擾中國歷史進程這一點上，實難辭其咎。此事若發生在中世紀，猶可另當別論。晉以後北中國有五胡之亂，唐以後五代也曾短暫如此，後來金滅北宋、蒙古亡南宋，每一次都對文明造成破壞與羈絆，情況也越來越嚴重，但我們覺得基本可以僅作為民族衝突來看，還談不上扭轉中國的歷史方向。那是因為，第一，整個人類文明尚未到打開一扇新門的時候，世界歷史還處在舊的格局當中；第二，中國自身也沒有真正的新萌芽發育和生長，社會生產力以及配套的制度還算適合、夠用，變革與突破的要求實際並未如何感受到。可十七世紀全然不同，人類近代化已肇其端始，中國在舊制度下的苦悶也忍無可忍、正待噴薄欲發，偏偏這個當口，滿清來這麼一下子，真的令人扼腕。

　　故而明亡時刻，主要在這一層，才是中國歷史值得高度關注的重大節點。對於它的歷史與文化後果，當時中國不少傑出人物，便有明白的認識或強烈預感，後來反而認識不如當時清楚。鴉片戰爭以迄日本侵華，中國有將近百年處在生死存亡之間，故明季這段歷史，因此被「觸景生情」，更多從亡國之痛、民族衝突意義上，被近世奪為酒杯，澆「愛國」之塊壘，這也沒有什麼不對抑或不可，問題在於這段歷史本身所含問題及所達深度，實際遠踰乎此。我覺得，黃宗羲、呂留良、徐枋等人思想裏都隱約有這樣的看法：明亡本身無甚可「痛」；可「痛」者，乃是明為清亡，亦即先進文明被落後文明所毀。那意味?，中國從一個已經達到的歷史高度，大幅跌落並裹足不前。這才是明清鼎革無限悲涼處，不知此，對於「野哭」二字只怕難會其意。

　　不能從文明的損失?眼，矻矻於民族情緒，會使我們錯失這段歷史的真正教益。對各國歷史來說，民族問題其實都是動態的，古代中國講「夷夏之辨」，但這字眼簡直無法作歷史的推求，不要說滿清、蒙古、西域諸族，如果推到商代，連周人也算「外夷」。何況沿?狹隘民族主義觀點朝前走，往往還將去往反方向，實用主義地模糊一些是非。即以清朝來論，當它作為入侵者、亡中國者時，固然是被痛恨的，但當它為中國帶來大片疆土之後，好多人又破涕為笑，榮耀地認作一個偉大朝代。將近四百年來，明清易代這件事的真正意義，就這樣被模糊、被遺忘、被丟棄，而彼時一代甚至幾代中國人的苦痛酸辛，都成了過眼雲煙。

　　我對短命僅一載的弘光朝感到不能放下，蓋出於不忍以上況味就這樣付諸流水，而想把它重新喚回於人們記憶，於是，?故索舊、大書特書。《黑洞》把對弘光朝的所感所思，提煉為十個問題。《野哭》則換換方式和角度，借十餘位在不同側面有代表性的人物，來加呈現。我希望，借助於選材，加上我初淺的研究與表現，讓這有轉折點意義的時刻，得還鮮明。

　　被安排於書中露面的，有朱明王朝確切的末代皇帝朱由崧，有弘光樞臣和關鍵人物史可法，有稱為「明代蘇武」的左懋第，有以兵變致南明解體的左良玉，有普遍目為南京禍根的阮大鋮，有秦淮河畔苦悶的青春叛逆群體，有時代思想高度的體現者黃宗羲，有以十七齡慷慨赴死的少年天才夏完淳，有傳奇說書家柳敬亭，有「遺民現象」的典型徐枋等…… 他們的身份，涉及帝王、武人、士大夫、學生、妓女、藝人、學者、隱士、起義者，還算廣泛，覆蓋了社會多個層面。

　　寫作方法，也得考慮。過去說「文史不分家」，其實不對。文、史是分家的，或者說應該分家。文學和史學，一為藝術，一為學問；一個是主觀、情感的表現，一個是客觀、事實的陳述。不分家，既不合道理，還有不少副作用。中國史學某些先天不足，即因「文史不分家」而來。或者以美惡代替事實，或者視史撰如說部，覺得添油加醋、「支離構辭，穿鑿會巧」，關係不大。所以對本書這一類寫作來說，「文」與「史」的確是一對矛盾，處理不善，極易「以文害史」。我給自己立了規矩：文史分家，才學相濟。前半句講要以史學為本，絕不讓文學的東西有損史學；後半句講另一面，即才足以濟學，不能只剩下乾巴巴的「學」，成了尋章摘句、掉書袋，而觸碰不到歷史的人性內涵。

　　具體地講，直到現在，關於傳記寫作還有不少人主張可以虛構，認為寫到細節的時候如果史料不足，只好用虛構和想像加以填補。誠然，寫作者有他的難處，史料總有所不足、有所不能到，因此，發揮一些想像，加點虛構，好像在所不免。問題是，沒有哪位作者高明到能夠確保他的想像或虛構可以符合實際。由於自認不能這樣高明，我是寧付闕如，絕不虛構。還有人認為，傳記寫作免不了來點虛構無關史料和事實，而是基於?事美學的理由；似乎不如此，人物很難鮮活，個性挖掘和表現就不能深入。這只是一個錯覺。小說極盛時代以來，作家們普遍習慣於或過分依賴虛構，好像文學性便等於虛構。其實，虛構既非文學性的來源，亦非它最上乘的功夫。離開虛構便有些不知所措，乃是文章活性衰退所致。倘如語言有質感、有溫度，非虛構非但不損失文學性，相反本身就帶來獨特的文章之美和閱讀快感。當然，我們也確讀到很多乏味的、史學足而文學不足的傳記作品，但它們的問題都出在語言上，並非因為不擅虛構。

　　既然不用虛構，《野哭》便奉行「有一件材料說一分話」，做到人物言行（哪怕隻言片語）、事件始末（哪怕細枝末節）無一字無來歷，全都有案可稽。這就是為什麼所有引文，據自何人何書，從版本到頁碼，我們都備具其詳，以便驗核。我沒辦法保證這些材料的原始真實性，但可以保證自己不曾脫離史料，另外虛構或杜撰過什麼。這當中，有時涉及同一事不同材料間的差異，倘在能力範圍內，我也試予考證、辨疏（例如史可法的生年問題），以求去偽存真。

　　這樣做，真正目的是想對歷史拿出誠意。我覺得這正是我們一直缺乏的，而且越來越缺乏。雖然對歷史的誠意，並不在於形式，但以我們現實來論，即便只是形式，也非常重要。形式至少有助於約束我們，不是高興怎麼說就怎麼說。我們說的每句話、每件事是有出處的，可查可考；這樣，如果我們斷章取義、夾帶私貨了，別人可以立予核實、指出或提出商榷。

　　歷史需要敬畏。謔弄歷史，無利可圖。以歷史為妾婦，呼來斥去，有時頗為快意，但就如課堂上不好好聽講、調皮搗亂的學生，到頭來要懊悔的只有他自己。歷史是一位好老師，它嘴裏說出的每句話，都是可讓人受益解惑的知識，應該注意聽講。

　　與此相關，又有四個字：尊重古人。可能是自視高明，當代史學多年來慣於對古人頤指氣使。有時橫加指責和訓斥，有時相反，用當代思想感情拔高古人。對人對事都是如此，屢用今天義理來裁量，或強求、或曲解。姑舉一例，比如史可法，有人嫉之如仇，原因居然是他為弘光朝制訂政策時置「滅寇」第一而以「禦虜」第二。然而，身為明朝大臣，這本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當時，李自成對明朝有「君父之仇」，滿清名義上卻替明朝報了這君父之仇（此即為何起初明室以「申包胥哭秦庭」故事視吳三桂借兵）。依禮法來論，「滅寇」第一乃明朝必有之義，不單史可法，孫可法、張可法、胡可法，不拘誰當那個東閣大學士，都得這麼制訂政策。今人盡可因自己立場而愛戴李自成，但若嗔怪明朝的首相史可法不具同樣感情，就不免雞同鴨講了。凡此，即因不守「當時事，當時語」的原則，而那不過是史學不失客觀性的起碼要求。後人或許是比古人高明，但不要以此笑古人，古代的事情有它自身道理和原由，嘲笑和批判之前，至少該向讀者講清楚古人何以作此想、有此舉。

　　類似還如孫中山稱讚洪承疇：「五族爭大節，華夏生光輝。生靈不塗炭，功高誰不知。滿回中原日，漢戚存多時。文襄韜略策，安裔換清衣。」較之當年，竟是南轅北轍了。關於「生靈不塗炭」，以我們知道的論，洪承疇降清實在不能說起到這種作用。清兵入關後，北方基本未聞屠戮，只因各地望風而降、未加抵抗，後來到了南方，凡不肯降的地方，都發生大屠殺。故爾，非得稱讚洪承疇「功高」，只能落在「力促中華一統」、「滿回中原日」這層意思上。俗白地講，洪承疇投降，好就好在讓中國版圖擴大了。這，一是結果論，二是實利論—因有如此的結果和實利，便對事情另抱一種觀點。但依同樣邏輯，吳三桂的形象是不是也該變一下呢？看不出為何厚此薄彼。莫非因為吳三桂後又反清，洪承疇卻只對大清忠心耿耿？古時有古時的語境和是非，因而比較穩妥的辦法是，一面可以就古今的不同做出說明，一面對過往歷史還是堅持「當時事，當時語」，不妄自改易，否則就會人為造成很多混亂，終至於無法收拾。

　　略事申陳，權為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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