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在我動筆的此刻，時間是二?二?年三月底，一個前所未見的傳染病正在多國傳播肆虐，而且尚無疫苗或有效療法可以因應。儘管義大利的死亡率居歐洲之冠，甚至超越中國，但其他國家也緊追在後。幾週以來，我們這些工作屬內勤性質的歐洲人得以收拾辦公室返家工作，但緊急服務機構和其他重要產業的從業人員可沒辦法在自家客廳上工。舉凡醫生、護士、救護車司機、醫務輔助人員、藥師、照護人員和老師，還有餐飲業者、清潔工、倉儲從業人員、環保衛生人員、乳品從業人員、屠宰加工從業人員、漁工、鳥蛤採摘人員、蔬果採摘人員，以及一般食品配給人員，都無法透過保持社交距離和自我隔離來打這場「抗疫之戰」（這是英國首相強森最愛用的敘述方式）。
也許，只是也許，當我們擺脫這場全球疫情大流行後，會更意識到白曉紅筆下針對苦痛的「緘默法則」是怎麼一回事，而更關注生活在歐洲廢棄農舍和棚屋兼帳篷的人類同胞。據估有四十萬五千名在義大利田野間工作的難民，受困於設計來抹除他們存在的準法律系統，只希望圖個「眼不見為淨」。他們的處境相當惡劣，根據列斯伏斯島目前的狀況來看，身在西西里島等地的非洲人，以及多位協助照護的醫師，可能很快就會遭到極右團體汙名化為新冠肺炎的帶原者。
在農產品生產分銷領域，全球化早已打開了全世界的食品市場，但作為義大利食品供應鏈關鍵人物的蔬果摘採工人卻彷彿隱形了一般，原因是義大利政府不斷「將他們推至地下，稀釋其存在感」。這些工人在義大利摘採蘆筍、柑橘、葡萄、橄欖和番茄（後兩者分別稱為「黑金」和「紅金」）。在「義大利製造」的語境中，製造產品的其實不再是義大利人（他們本身也曾是移民），主要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後殖民主體－－往往是為了逃離利比亞的折磨、強迫勞動和拘留，冒著極大風險橫跨地中海。這些非洲人並不是大眾眼中的入侵者或行乞者，而是很多我們這些「定居此地」的歐洲人難以想像的勇敢男女，而且擅於應變且聰明無比。他們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加諸予母國的經濟穩定與結構調整計畫、氣候變遷，以及新自由主義所導致的公共支出與服務削減，不得不離開家鄉，離開塞內加爾、奈及利亞、甘比亞，或是馬利。這些人為了家人福祉，被迫犧牲自己，在其他地方尋求生計。
不過這些犧牲換來了什麼回報呢？歐洲非但不重視這些人對社會的貢獻，反而通過各種法律和政策，設法剝奪他們身而為人的權利。他們除了行動受限，只能待在與外界隔離的農業空間，集體成了田野中的無家可歸者，也往往無法進入其他行業，因為如此一來就會與義大利社會接觸。「他們是農地裡的工人，店鋪裡的消費者，僅此而已。」白曉紅如此寫道，強而有力地紀錄下義大利農工的生活，令人為之屏息。她或許刻意抑制憤怒情緒，但她寫到「沒有當地人會直視穆罕默德的雙眼，彷彿他是一具沒有靈魂的空殼」時，那股怒意隱約可見。
這個體系所採行的第一步，是將移民關入庇護中心並鎖入居留許可系統。後者是專門設計來實施經濟剝削和種族排除的系統，可說是某種「精心設計的體制暴力」。在這裡，住屋問題（或更確切地說，缺乏住屋的問題）是維繫這種極度剝削條件的關鍵工具：在移民法營造的矛盾世界中，移民若要得到工作契約，必須要有居留證，但要得到居留證，他們首先需要一個居住地址。無論是國際法，還是義大利本身的憲法，對義大利似乎都毫無管轄權。一九四八年的《聯合國人權宣言》和一九六六年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都承認，為自己和家人尋求適足居住屬人權範疇。二??一年修訂的義大利憲法也認可，住屋是人類尊嚴的核心構成要件，國家應最低限度地提供住房。
在新冠肺炎的脈絡下來看，儘管時常有人會說這場抗疫之戰是「人人生死與共」，但某些族群缺乏住屋的問題，或許預示著接下來情況會更加惡劣。在過去，瘟疫和傳染病降臨後，大饑荒往往隨之而來。雖然我們今天並不預期會發生規模龐大的災難，但新冠肺炎其實已導致食物稀缺的問題。在我動筆寫作的倫敦，此刻已有好幾間緊急食品援助慈善機構因為無法補足糧食存量，就算越來越多的人前來尋求協助，仍不得不暫停營運。富人或許會受到病毒侵襲，可是他們的住處遠離遭邊緣化的族群，完全不曉得住在帳篷和棚屋是什麼感覺，也不知道每天要對抗饑餓、失溫和流離失所並存活下去是什麼意思。如同義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言，早在納粹大屠殺之前，就有人被迫住在難民營，過著性命宛如螻蟻、容易早死且面臨國家體制殺人的命運。
嫻熟歐盟政策的白曉紅當然很清楚義大利如何對待農業移工，也瞭解法律如何在現場剝削這些人－－無論是歐洲或全世界皆然。西班牙太陽海岸（Costa del Sol）的塑膠溫室供應番茄、小黃瓜和辣椒等作物給多家超市，每年產值二十億歐元，但扛起這些勞務的卻是摩洛哥、西非和東歐的移工。在美國加州，來自墨西哥瓦哈卡山村的米斯特克（Mixteco）移工不僅確保美國消費者一年四季都吃得到草莓，也為Driscoll’s和沃爾瑪（Walmart）等大型產銷商獲得驚人利潤。以色列在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後，也限制巴勒斯坦移工的數量，轉而尋求泰國西部省分的工人來種植各式蔬果、種子、植物和農田作物。沒多久，當地就有令人不安的「夜間猝死症候群」報導出現，極可能是因為這些工人長期未休息，最終導致熱衰竭和中暑。視角轉到澳洲的昆士蘭，來自九個太平洋島國和東帝汶的柑橘採摘移工同樣受到極為惡劣的對待，甚至有人將其比喻為十九世紀的「騙人為奴」（blackbirding）。當時，貿易商人將六萬兩千多名南島民族運送到澳洲大陸充當「糖奴」。
但是義大利的情況之所以與眾不同，在於這種基於種族的極度剝削措施，反映了義大利的殖民與法西斯過往，還有對這段歷史的否認與抗拒。
十九世紀中葉，現今稱為「義大利」的半島上有許多城邦、共和國和其他獨立實體，其中有些隸屬於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義大利王國直到一八六一年才正式成立。綜觀眾多掠奪非洲資源的歐洲殖民者和帝國主義者，當時的義大利處於落後態勢，急於迎頭趕上，因此其國族認同從一開始就與獲得殖民地有緊密關係。義大利建國三傑之一的加里波底（Giuseppe Garibaldi）便表示他「贊成義大利將自身卸除的奴役鎖鏈加諸予非洲人」。如此一來，義大利將殖民非洲部分地區視作與歷史的交會，旨在重現羅馬帝國的光榮。義國的法西斯領袖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後來更將殖民領地稱為「義屬東非」。十九世紀末，義大利吞併厄利垂亞和索馬利亞，並與利比亞展開漫長且血腥的戰爭，最終在一九一二年征服對方（利比亞被視作義大利的「第四海岸」）。義大利視一八九六年在阿杜瓦戰役（Battle of Adwa）敗給衣索比亞為奇恥大辱，所以法西斯時期再次侵占衣索比亞，確立自身強勢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落幕後，許多義大利戰犯僥倖逃過法律制裁，原因在於英國在聯合國戰罪調查委員會玩了兩面手法，確保墨索里尼軍隊在衣索比亞犯下的罪行獲判為現代戰爭的可接受作為。
義大利過去犯下的殖民罪、所帶來的恐怖統治及大規模屠殺，包括在利比亞一連串的集中營監禁並殺害者（藉由餓死和疾病），至少有八萬人，並且以毒氣轟炸利國城市，導致無數死傷。另外，義大利在一九三六年入侵衣索比亞時，也動用兩百二十公斤的芥子毒氣攻擊該國的村莊和紅十字會營地。衣索比亞帝國的流亡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出席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時，敘述義國如何將芥子毒氣安裝在飛機上，以便讓毒氣擴散至廣大地區，形成「永無止境的死亡之雨」。在衣索比亞的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義屬東非總督格拉齊亞尼（Rodolfo Graziani）因為遭刺未遂，憤而派出配備槍械、炸彈和火焰噴射器的黑衫軍大肆屠殺，三天下來至少死了一萬九千人，但也有人估計死了三萬名男女老少。
儘管墨索里尼在非洲犯下人盡皆知的罪刑，最後卻沒有真正受到制裁。諷刺的是，二??八年，時任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跟利比亞領導人格達費（Gaddafi）簽訂合作條約，付給對方五十億美元作為過去軍事占領的補償金，而利比亞必須設法打擊國內的非法移民，並且促進投資義大利企業。如此一來，義大利成了利比亞在酷刑虐待等人權迫害上的共犯，也助長歐盟在地中海地區所實施的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
《再見，烏斯曼》詳實生動地講述了抵達義大利的非洲人面臨何等命運－－他們如何生活、如何工作，以及最重要的是，如何抵抗。正如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在一九三?年代末與貧困的採摘工人一起往西穿越塵爆區後，將自己發給《舊金山新聞》（San Francisco News）的快電轉化為引人入勝的大作《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白曉紅也汲取自己在第一線與非洲移工相處的生活經驗，勾勒出她筆下這些義大利「必要棄兒」令人痛苦的生活全貌。
白曉紅是個有原則的記者、熱情敬業的人類學家、想像力媲美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叛逆社會學家，更是令人信服的真相講述者。她與移民一起生活，關注他們日常生活和各種苦難的細節。她是出色的編織工，以故事為經，以政治分析為緯。《再見，烏斯曼》揭開了歐洲社會作為基礎的層層謊言，迫使我們面對歐洲文明的本質，這個文明將因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而流離失所的非洲人困於一個個從屬空間，讓他們越來越容易面臨早死命運。
她的結論令人無所遁形：我們必須瓦解並推翻由結構性種族主義所決定的一切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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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種族關係智庫機構（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主任
莉茲．費克特（Liz Fekete）
於倫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