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夏天，我進入台大植物科學研究所，我的野生蘭的視野才被開啟。那時植物系的簡陋蔭棚內，還栽植了一些蘇鴻傑所留下來的野生蘭。才不久之前，他利用這些植物完成他的碩士論文。我的指導教授蔡淑華博士，則鼓勵我利用這些材料做解剖學的研究。也就在當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開始補助台大植物系第一次大規模的全台植物調查研究，我有幸恭逢其盛。這個計畫是由當時植物系教授Dr. Charles E. DeVol所主持，旨在出版台灣第一部的植物誌（後來果然在1975至1979年正式出版）。當時系主任黃增泉博士同意我的加入，並指定由我來收集蘭科植物的標本。因此因緣際會在1971至1974年之間，我跟著大家爬過了一些大山，看到了許多素未謀面的野生蘭，令我驚訝又興奮。我善於畫圖，在我畢業時手邊已留下不少的線描圖。1973年我開始進入林業試驗所（林試所）育林系工作，我仍繼續利用餘暇採集野生蘭與繪圖。每次採回來的野生蘭都苦於不知名稱，好在植物系的圖書館就在旁邊，讓我可以去翻閱日本人早期的台灣植物調查的著作。不過因為早期的發表都是文字描述，鑑定工作仍然相當困難。我獨自摸索了幾年，手邊的資料逐漸豐富起來。到了1974，我決定把我所知的蘭科知識加以出版，因此在1975年年底，我終於在姊夫的經濟援助下出版了《台灣蘭科植物》第一卷精裝本，第二年在甘偉松教授的經濟支持下出版了第一卷平裝本，接著1977年又在姊夫的支持下出了《台灣蘭科植物》的第二卷，可惜這些書根本不賺錢。我曾拿著稿子在重慶南路一家一家兜售第三卷的稿子，怎耐沒有書店有興趣，因此1981年在我出國之前，第三卷的稿子只好棄置一旁。
1976年《台灣蘭科植物》第一卷出版之後我得到一些迴響，尤其是來自台灣與日本的研究人員。王仁禮（1909–1988）這位台灣植物研究史上第一位專業的植物畫家，剛剛自林試所退休下來，但仍在標本館內保有一個座位。他16歲時就受林業部（後來的林試所）部長金平亮三僱用，為《臺灣樹木誌》繪製插圖，期間也曾到日本東京川端畫學校進修。在1942至1945年間受聘於臺北帝國大學理學部，他的工作便是替正宗嚴敬繪製植物的線描圖。正宗嚴敬於1966至1978年之間擔任編輯的《東亞植物圖譜》（The Journal of Geobotany）裡面的野生蘭畫作，便是出自王仁禮的手筆。他在1950年受聘於林業試驗所生物科，持續為台灣的植物分類與繪圖貢獻。1976年夏天，有一天他突然說要送我12幅他收藏了30年之久的野生蘭水彩畫作品，讓我喜出望外。這些作品原本都是要交給正宗嚴敬的，但他卻悄悄地留了下來，這些圖絕對是台灣植物研究上的珍貴資產。在1976至1977年間，當時專門研究日本粉蝶蘭的年輕學者井上健（1948–2003）表示要來拜訪我。他來訪時，我帶他到台北縣（今新北市）小格頭苗圃附近的路邊坡地上看狹瓣粉蝶蘭開花，這一段因緣最後讓我們譜出了1980年的台灣粉蝶蘭的研究作品。這一段期間我也認識了日本皇族後裔瀨川孝吉（1906–1998），他在1930年代替福山伯明採了許多的野生蘭。1981年我前往美國，在行程中特別停留東京去拜訪他。他在家中陳列了許許多多由蘭嶼收集來的器物。他也介紹我認識了當時在研究赤箭的學者津山尚。沒多久瀨川孝吉因為年紀已經很大了，決定把他採給福山伯明的重複標本送給我，我再將它轉送林試所標本館典藏。這裡面也包含了台灣唯一的鳥巢蘭（Neottia acuminata）標本。出版後的另一個迴響是，當1985年我正在國外求學，黃增泉教授邀請我撰寫《台灣植物誌》中的蘭科植物，當時他主導規劃《台灣植物誌》第二版的撰寫與出版事宜。可想而知在當時條件之下我是無能為力。所幸到了2000年《台灣植物誌》中的蘭科植物已經出版，可以看到蘇鴻傑教授是卯足全力非常用心地去完成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