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孫理蓮小傳



　　農場女孩與美國牛仔



　　二十世紀初，孫理蓮（Lillian R. Dickson，1901-1983）出生於美國明尼蘇達州的一座農場，她半工半讀才從麥卡萊斯特學院（Macalester College）畢業，在大學時她結識了來自南達科他州的牛仔孫雅各（James Ira Dickson，1900-1967）。兩人大學畢業後分別至神學院深造，一結婚孫雅各便由加拿大多倫多長老教會任命為宣教士，夫妻倆一同搭船前往台灣宣揚福音。



　　第一次來台



　　1927年10月孫理蓮夫婦第一次台灣宣教，孫理蓮最常做的是支持丈夫的工作。孫雅各為人海派又熱情，因此位於淡水的孫牧師宅，訪客絡繹不絕。當時台灣正受到日本統治，孫理蓮在台灣生下兒子萬福和女兒瑪莉安，並學會一口道地的台語後，因為日本政府要求台灣的宣教士必須會說日語，1935年舉家住在日本一年以學習日語。



　　前往圭亞那



　　隨著美日關係緊張，1940年孫理蓮一家被迫遷離台灣。返美後轉調往南美英屬圭亞那宣教，當地比台灣更熱、更潮濕，一年四季只有夏天，孫雅各牧會之外，還創辦了圭亞那第一所神學院。



　　孫雅各無暇分身他顧，使得孫理蓮開始上台講聖經故事，集合婦女成立「快樂婦女工作隊」，她發現原來和「母親」有關的職責，包括對家務的打掃、清潔，對家人的體貼和照顧等，正符合她的專長與興趣，她開始正視自己與宣教的關係，以及深刻思考她所能做的事。



　　第二次來台



　　1947年，孫雅各再次返回台灣時，孫理蓮便決定「我不要只做宣教士的妻子，還要做妻子宣教士！」她揹著手風琴走過大街小巷，領著孩子們唱著詩歌，講解聖經故事。



　　當時台灣政局混亂，一切以安定為考量，沒有餘力顧及弱勢需求，特別是流離失所的兒童與少年、無依無靠的婦女、生重病的貧民，還有在深山裡資源不足的原住民，整個台灣社會福利上呈現偌大的缺口，而孫理蓮果然如她說的——成為媽媽，極力關懷當時的弱勢族群。



　　創立基督教芥菜種會



　　孫理蓮常寫信給美國家鄉親友們，「我回來了，回到福爾摩沙，我的家，我的歸屬、深深扎根的地方！」這是她在1951年5月寫給美國好友的一段話，字裡行間洋溢著對台灣濃厚的感情。



　　孫理蓮看到二戰後的台灣社會百廢待興，便以「妻子宣教士」的身分，扮演著「母親社工」投入濟弱扶貧的工作，1952年更在朋友的勸說下，成立基督教芥菜種會，進行醫療、弱勢救助與教育的服務。



　　孫理蓮見到貧病無依的大眾，使她積極地進行醫療救助。當她目睹數百位漢生病患深受身心的折磨，便帶著多名外籍醫師與護理師進駐樂生療養院，並打造聖望教會，撫平院民心中的傷痛；她看到嘉南沿海一帶的居民飽受烏腳病之苦，在台南北門興建免費診所，為在地居民帶來曙光；眼見原住民因資源不足，飽受貧窮與肺結核之苦，甚至必須用炒菜鍋幫新生兒洗澡，讓她投入興建醫院與產院的行動，使醫療資源極為貧乏的部落獲得援助。這些工作透過孫理蓮之手，帶給受助者身體與心靈上的安慰。



　　另一方面，孫理蓮認為發現貧病、傾聽痛苦、緊急救助、尋求支援，並解決問題，是母親會身體力行的事，因此她以母親的形象，來推動弱勢救助與教育工作。



　　孤兒沒有住的地方，孫理蓮就在全台成立育幼院，並在每個育幼院中設置可升火的壁爐，讓孩子有回到家的感覺，而為了消除孩子來到育幼院的緊張與不適應，她租借小馬來陪伴院童；她為樂生療養院漢生病患設立「職業治療室」這種具有職能治療精神的場域，讓院民因保持忙碌而不再有輕生的念頭；也補助烏腳病患的手工藝工廠，讓失去雙足但仍有雙手的病患學習編織草蓆，不僅取得一技之長，也重燃對生命的盼望。



　　除了完成受助者的需要，寫信募款也是孫理蓮的一大特色。為了尋求台灣救助工作所需要的資源，她每個月不間斷地向美國、加拿大書寫募款信。她的文筆流暢，傳達真實情感且易於閱讀，不僅記錄下台灣的需要，也寫下台灣的社會變遷。從早期一個月近50份書信，到後來一個月5千封航空郵件、2萬封平信，孫理蓮藉由文字的影響力，讓芥菜種會的社會救助工作不至於斷炊，也連結海內外眾多細小平凡的力量，共同撐起台灣這塊土地的需求。



　　一直到她1983年在工作中辭世，孫理蓮共扶助了台灣逾90萬的弱勢兒少、原住民、婦女、病患、視障族群與受刑人，這讓她被尊稱為「痲瘋病人之母」、「原住民之母」、「盲胞之母」與「孤兒之母」。對孫理蓮來說，「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不僅是她的座右銘，也是她一生最美的腳蹤，她為台灣那黑暗的年代，點燃了希望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