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自序
??? 早在我寫《民主革命論》一書的時候，就曾有朋友建議我寫一本近代革命史。後來我因為考慮到中國一般讀者對西方歷史文化的認識太淺，與其寫一部革命史，倒不如以民主主義為主題來敘述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的種種社會變遷，比較更能適合當前文化界的需要，這便是本書撰寫的最初緣起。
老實說，《近代文明的新趨勢》是一個大題目，憑我個人這一點淺薄的歷史知識，是根本沒有資格動筆的。但是當西方極權主義的洪流已經淹沒了我們祖國的時候，我們是沒有理由可以閉上眼睛，對西方近代文明不加聞問的。極權主義是西方近代文明的病症，這病症本和我們無關，而我們竟不幸先蒙其害。由此可見，近代文明已具有世界的性質，我們既無法拒絕它的挑戰，就得徹底地去瞭解它，看看它究將何去何從，我們又到底應該選擇那一條路。基於這一考慮，我終於大膽地寫成了這本書。
正像拉斯基（Harold Laski）教授在他的《歐洲自由主義的興起》一書的序言中所說的：「我希望讀者注意，這實在祇是一篇論文。在這樣的篇幅中，對這一論體，我所做的是不可能超乎提綱挈要以上的。」我這本書，與其說是「書」，倒不如說是論文—一篇較長的論文。在結構方面，我力求系統化；希望人們讀後可以認清近代文明的大脈絡。面對著浩如煙海的史實，在取材上我實已精鍊到無法再精鍊的程度；但寫成後仍然超出了預定的字數，這實在是不得已的事。本來還準備寫一章關於中國民主的前途問題，以為全書的結束；現在這一計劃祇好放棄了。
本書的論點在很多方面是和《民主革命論》一書相通的；前者是縱的敘述，後者則是橫的論列。因此，我希望讀本書的人同時也能參考那本書。
成書倉卒，掛漏在所難免，錯誤更不會少；謹期盼讀者們能不斷地給我指教和批評！
余英時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日在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