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的以阿戰爭激起了他的政治熱忱。一年後，他的第一篇政治論文〈被定型的阿拉伯人〉（The Arab Portrayed）面世了。一九六九年，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Golda Meir）一番惡名昭彰的話惹惱了薩依德：「看來沒有巴勒斯坦人這回事……他們並不存在。」他毅然決定「接下這個微微荒謬的挑戰，也就是去否證她，去清楚說出一段有關失喪與剝奪的歷史。這是一段必須解救出來的歷史——一分鐘一分 鐘、一個字一個字、一英寸一英寸地解救。」
超過十年時間，薩依德都是巴勒斯坦國民議會（Palestine National Council， PNC）的一員，但阿拉伯的民族主義者卻對他怒氣十足。這不但是因為他主張「以色列猶太人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平共存的觀念」，也是因為他認識到「不存在軍事選項」。他寫道：「我對『武裝鬥爭』的概念非常不以為然，因為這種革命冒進主義只會導致無辜的平民死亡，無助於巴勒斯坦問題的政治改善。」
與這種政治積極主義齊頭並進的是他對人文學（humanities）的巨大貢獻。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中，他教我們看穿文學對伊斯蘭教、阿拉伯人和中東的再現方式。他也揭發出知識怎樣被用來合法化和維護權力。《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出版於一九九三年，它與《東方主義》並為薩依德重大文化 研究工作的雙璧。
不經意地，詩歌在我第一次訪談他的時候幫了我一個大忙。我們在他哥倫比亞大學的辦公室見面，而我有一點點緊張。他一開始就問我是不是準備好「好問題」這只讓我的緊張有增無已。要直到我提到當代巴勒斯坦大詩人達維希（Mahmoud Dar wish）的一首兩行詩，我們的談話才開始熱絡起來。接下來的那些年，我對他進行了一系列的訪談，最後彙整成為《筆與劍》（The Pen and the Sword）一書，由共同勇氣出版社在一九九四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