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凝視生命，抵抗現實
鄭?明
一九六五年前後，當我就讀高雄中學高中時，算是一個文藝青年，即使將面臨大學聯考，仍沉迷於閱讀文學雜誌，也嚐試寫一些不成熟的詩和散文，開始投稿《民聲日報》、《文壇》和《笠》詩刊。一九六六年，我考上中山醫專（今中山醫學大學）成為一個醫科學生。我到台中就讀後，認識了住在中部的笠同仁，才正式踏入詩文學的領域，是我詩的出發。
當時負責《笠》編務的桓夫（陳千武）常邀請我參加笠同仁的聚會，我一方面吸收這些詩前輩（包括陳千武、林亨泰、錦連、詹冰、張彥勳、趙天儀）從中文、日文獲得的詩的知識，努力創作，希望能寫出具有獨創性的作品。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笠詩社為我當時寫的不成熟的作品舉辦「鄭?明作品座談會」（紀錄刊於《笠》第十七期）。我感到惶恐與心虛，但深獲鼓勵。一九六八年我正式加入笠詩社成為同仁。我喜歡《笠》詩刊樸素、腳踏土地的性格，對於當時詩壇流行的造作、精神不在家的超現實主義的詩感到排斥。
我能認識陳千武先生及笠同仁，是我的幸運，對於跨越語言的前輩詩人，他們努力不懈的創作精神讓我深感敬佩。我終於了解什麼是詩，我要寫什麼樣的詩。於是我發表「二十詩抄」一系列詩作，獲得讚賞，更在出版第三本詩集《蕃薯之歌》後獲得笠詩獎（一九八二）。
在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六年之間，我一共出版了四本詩集：《歸途》、《悲劇的想像》、《蕃薯之歌》和《最後的戀歌》。事實上，在一九八二年與葉石濤等南部作家創辦了《文學界》雜誌，因為全心投入而減少了創作。但我沒有感到遺憾，因為有一個更重要的任務在召引著我。《文學界》的七年（一九八二∼一九八九），讓我更加認識台灣文學坎坷的歷史。而一九九一年《文學台灣》的創刊，以及一九九六年文學台灣基金會的成立，使我停止創作一段不算短的時間，直到二○○四年左右才逐漸恢復。
我的創作可分前期和後期兩部份。從《歸途》到《最後的戀歌》四本為前期；後期則至目前為止也有四本，它包括：《三重奏》、《凝視》、《死亡的思考》、《詩的誕生》等。
我曾在〈關於詩的思考〉裡說：「詩的共鳴是語言的共鳴，也是意義的共鳴。愛與死，生命的哀愁和現實的抵抗，永遠是創作的泉源。如何將庸俗的、一般的日常性提升為詩的滋養，是詩人的一大考驗。詩人詩想的深度，決定作品境界的高度。」
做為一個努力於詩的創作者而言，坦白說，我的詩不是為讀者而寫，雖然我使用的語言看似平易淺白，但語言背後的思想，還是有它的難懂性存在。我的詩除了有個人生命的抒情之外，也表達我對現實的感受，它包括對專制政權嚴厲的批判，挖掘外在世界被蒙蔽的真實，以及觸探人性的幽微與奧秘。所以，我的詩是個人的，也是時代的。
我是一個手拿解剖刀的詩人，一邊尋找愛的語言，一邊把刀刺向齷齪的現實的恥部，讓化膿的血水流出、淨化，這是我做為一個詩人的宿命，我願意承擔。
二○○八年，許達然教授在我的詩集《三重奏》的評文裡說：「這位醫生詩人是台灣作家探討『主體性』的見證者。……他和Michel Foucault一樣探討後強調『我們全都是活生生的，思考的主體。」又說：「在鄭?明的詩裡，集結個人主體性的追尋是為了共同主體性的建構。他的詩以反諷的語調形象化個人和共同體主體性的尋求和建構的奮鬥與掙扎。鄭?明詩的隱喻是台灣文學主體性建構的一個典範。」許教授深刻地論述「個人主體性與共同主體性」，讓我曾中斷創作多年之後重新出發，充滿信心。
詩是我生的密碼，也是我幻想的天國，我喜歡分享它的真誠、聖潔和喜樂。
最後我要感謝玉山社發行人魏淑貞女士，願意出版這本詩集，它是我第一本民間非自費出版的書。
二○二二年一月十九日於高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