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既神經質又勇敢的蘇：《咆哮山莊》與《簡愛》的神學展演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吳雅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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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成了一臺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哥林多前書》第四章第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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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e the Obscure（1895）《無名的裘德》或譯為《石匠玖德》，是哈代完成的最後一部小說，無論從主人翁的浪漫情事或是生涯追求各個方面，甚至以社會批判的層面來說，都是極度慘烈的。這部似乎集結了哈代前幾部小說的悲劇能量，特別是《黛絲姑娘》（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1891），但更加抹滅了任何一點救贖的希望。
裘德（Jude Fawley）原是積極向上的農村青年，決心以後來離開村落到基督教堂城（Christminster）繼續求學的小學教師費洛森（Richard Phillotson）為楷模，自學希臘與拉丁文的古典文學，後來受到鄰居一位屠夫女兒艾拉貝拉（Arabella Donn）的誘惑，奉她謊稱的兒女之命結婚，為了生計，只得放棄學習的夢想。然而妻子離他去了澳洲，他如釋重負，前往基督教堂城，以教堂修復維生，並希望能重拾學術憧憬。
正巧他的表妹蘇（Sue Bridehead）也在基督教堂城從事彩繪宗教藝術的工作，他為蘇的美麗、靈巧、自由、不羈所吸引，兩人也互相愛慕。但他們的愛情從此遂展開一個接著一個的悲劇，先是蘇因為知曉裘德已婚，負氣嫁給費洛森，後來又因為瞭解到自己愛的始終是裘德，實在不願意與丈夫同房，甚至在丈夫不小心進來臥室時，竟然因為害怕，從二樓的窗子跳出去，丈夫驚然瞭解她對自己的嫌噁（disgust）。接著她要求丈夫諒解她與裘德的愛情，丈夫非常紳士地，承諾還她自由。在與裘德相處初期，她還是不願意獻身，直到裘德的妻子從澳洲回來，蘇害怕失去裘德，才願意與他同床。
其實在遇見裘德之前，蘇曾與基督教堂城一位大學生相戀，從他那裡，她學會了激進批判的精神，包括基督教與社會禮教對女性的箝制。即使他們真心相愛，蘇一直拒絕與大學生發生肉體關係，最後他絕望自殺。與此相較，蘇對於裘德，算是彼此靈體合一。但是因為他們一直未能正式結婚便同居，而且養著三個幼子，包括裘德與妻子的兒子，社會無法接受這樣違反婚姻陳俗，尤其裘德所從事的教堂修復工作，更使他們無婚的組合受到贊助人的質疑，認為褻瀆基督教。他們漸漸走投無路。
裘德決定回到基督教堂城，希望為夢想再搏一次命。他們在學位紀念日（Enceania）回到此城，傍晚好不容易找到一間民宿願意收容他們一晚，就在隔日早上，裘德與蘇得到一份修復教堂的工作，正準備回民宿慶祝，卻發現裘德與妻子的兒子將另外兩位孩子勒死後，自己也上吊自殺。原因可能是前一晚睡前，那位善感的小孩詢問，為何他們總是找不到棲身之所，疲憊的蘇回答，因為我們帶了太多孩子。小孩將此話放在心上，覺得是他與弟妹的錯。
這個驚人的悲劇發生後，蘇離開了裘德，也放棄了以前獨立不羈的精神，回歸基督教教條，甚至自虐式地回到丈夫身邊，也要求裘德回到他原來的妻子身邊，認定這才是神所認可的婚姻。先前他們不惜違背禮教，卻帶來如此慘烈的後果。當然離開了他們的真愛，兩個人都無法真正完成自我。最後裘德染肺病，就在學位紀念日當天過世，結束了他慘淡的一生。就像蘇曾惋惜地說，裘德錯過了一切原本可能擁有的機會。
他們的悲劇其實歸因於他們的思想與作為超越當代規範太甚，被判為離經叛道。在這部自傳性強烈的小說中，兩位主人翁的塑造融合了多項哈代本人的特質、憧憬與經歷。裘德的石匠背景便來自哈代早年的建築師訓練，教堂修復正是哈代年輕時期盛行英國各地的風潮，而哈代本人雖然對於基督教教義有著深沉的批判，但是他認為教堂是社群聯絡與精神的中心，教堂的建築美學與音樂陶冶人性，維繫人際情誼。
這部小說，在基督教義的檢討上，是哈代嘔心瀝血之作，由兩位主角搏命展演。蘇自身詮釋新約，並從那位心儀她的大學生那裡，瞭解到聖經不一定要被奉為神諭天啟，而是實際的歷史文獻，可依時間程序來重新編排。對於欽定聖經所排除的章節，也應該鄭重閱讀，不需要以教派教條為唯一權威，蘇的態度接近從早期教會時期便存在的不可知論（Agnosticism）與靈知派（Gnosticism）。悲劇發生後，她劇烈地轉向近乎天主教的高教會（High Church）教條派（Tractarianism）。而裘德一開始是遵循儀式的教條派，認為學會了古典語言便可以為學術殿堂接納，最後得以進入新耶路撒冷。愛上蘇之後，他隨著放棄了這個教條，悲劇發生後，他回到妻子身邊，過著完全沒有靈性、沒有感情的生活。他們兩人的神聖旅程交叉在孩子的悲劇上。
這部小說早期被學者視為是班楊（John Bunyan）《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的反諷，紀錄裘德的尋索與幻滅。其實如果以女主角蘇的經歷來看，小說無異是《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與《簡愛》（Jane Eyre）的神學展演。哈代作品中對女性角色的塑造都格外深刻立體，尤其是《遠離塵囂》（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的艾維丁（Bathsheba Everdene），黛絲與蘇。學者常說，這些獨立女性受多重壓抑的經歷，多半脫胎於哈代的妻子。
哈代對於她們流露著深厚的同情。特別是蘇的特異獨行。有學者視她為「新女性」（New Woman）的代表，在宗教、情慾上皆隨著真性情，不輕易從俗，積極挑戰制度，敢於說真話，最後，這樣面對世界的純粹勇氣，被孩子自戕的悲劇徹底打敗。蘇在小說裡最常伴隨著英文nervous, nerves這類的形容詞，可以解釋成「神經質」、「緊張」等，也有「膽量」、「鼓起勇氣」的相反意義。
蘇的特異獨行是從心理出發，呈現在精神上，反映在生理上，有著整套的美學型態。她超溢時代的自由，造成她清高孤獨，對自己與他人都堅決徹底，但因為得不到支持而緊張，不能自在的心情彰顯於外。這層描寫是哈代的獨到見解，因為當代保守勢力對於「新女性」的負面刻板印象之一，就是精神損耗甚至歇斯底里，缺乏理性到了極致，或是缺乏女性應有的溫婉賢淑。
哈代筆下的蘇，青春美麗，鮮活大方，但是因為執著理念而時時對抗體制，精神與身體都處於緊繃狀態，除了引人同感惋惜，也可能為她的純粹理念本身產生質疑。蘇與裘德兩位就像同一個人的兩面，他們的結合，就如同《咆哮山莊》中戀人假設性的喜劇結合；蘇後來回歸先生，就像是簡愛願意與表哥同赴印度傳教的小說結局。哈代以此延續勃朗特姊妹在十九世紀中所立下的典範，將其放置在更趨保守的世紀末，以蘇與裘德從靈知論到教條論的交叉旅程，以肉身展演神學的辯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