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長期以來，整體社會對原住民族的認識，以及原住民族歷史的書寫，往往流於簡化、表面化、刻板化，甚難深入核心，更少有經歷部落或國家社會重大事件的原住民當事人，見證歷史的案例可供探討。
2020年4月至2021年2月間，本館籌辦「臺灣原住民族與二二八」展覽，經由國家人權博物館轉介得知，鄒族鄭茂李先生（1927年出生）曾經參與過二二八事件，難得在事發七十多年後，用鄒語口述，由其長孫女鄭佩茜（Sayungu）女士（曾任阿里山國民中小學教務主任，茶山國民小學校長）整理記錄，並自行印製成書〈二二八小小傳令兵的秘密〉（第一版2017年，第二版2018年）。鄭校長又與本館卑南族同仁Pa’elravang Gusing（陳隼東）曾經在阿里山國中小共事，因而前往拜訪，請教二二八事件相關問題。
詢問過程中發現，鄭先生與高一生為表兄弟；他的姊夫汪清山，是夫人汪華美的同母異父兄弟，都經歷大日本帝國及中華民國。日治時期生活、教育所學習或是郡役所工作，加入海軍，與美軍於左營海戰，適逢鄒族近現代化的過程。戰後親身參與二二八事件，擔任湯守仁傳令兵，與國軍於嘉義遭遇戰。時局變化與白色恐怖壟罩時期，高一生、湯守仁、汪清山等族人被汙名織罪槍決。而他也在艱困環境下，渴望為自己及家人努力打造一個美滿的家。其跨時代、重大事件及部落種種的經歷，可能也是極少數仍在世，尚可言談的長輩。
先前已有臺日學者人士對他做過部分主題的口述訪談或紀錄片，但本館嘗試刻劃重現較完整及全面性的，鄭先生個人生命史與大時代脈動的激盪歷程，並且實地踏查鄭先生所經歷過的地方及事件發生地。
這本口述訪談是在鄭校長〈二二八小小傳令兵的秘密〉的基礎上，再深入訪談、查找資料佐證及踏查記述而成。原本以為「單純」口述訪談，卻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挑戰。鄭先生熟悉的語言是鄒語及日語，而鄒族的訪談，如果未對其歷史、文化、語言稍有瞭解，單是地名、部落名，就已是一頭霧水。家族名、人名更因皇民化及漢化更迭，在鄭先生那一代人，他的長輩尚且用鄒族名，到他「年輕」世代幾乎都是用日本名相互稱呼，再下一代用國語。許多人僅知其日本名發音，未知真正漢字或漢名。尤其，日本漢字一樣有同音異字的現象，更增加理解上的困難。此外，日治時期原住民族的整體發展，雖有紀錄，但若細節到各部落實際樣貌，許多地方文獻不復存在，背景資訊陌生，畢竟山上的鄒族與平地漢人在很多地方的發展還是不同。再者，因鄭先生年紀已長，部分事件雖記得，但確切的時間、人物或地點，有些模糊，不免錯置或矛盾。鄭先生及其他族人常常感嘆，若是早幾年作口述，那時候事件參與者都還有人在，大家可以一起回想，更能夠把事情說清楚。其實，本館原本也希望鄭先生能親至事件發生地點口述，可惜身體狀況不允許。
所幸在這過程中，得到鄭先生家族友人的協助，尤其湯進賢先生（湯守仁之子）一直陪伴本館同仁，擔任翻譯反覆追詢。不僅如此，還根據鄭先生所敘述事件發生的地點，實際帶本館同仁現勘，不論是披荊斬棘到武器彈藥可能埋藏地點，或是長途跋涉到水上機場、嘉義市區巷弄探索，鄭先生搜索國軍，與國軍戰鬥地點考察，或找尋耆老、相關人士請教，都不遺餘力。
本書除了感謝「傳令兵故事主角」鄭茂李，多年之後，終於願意說出他親身經歷，而且，溯源日治時期文獻上的鄒族人士及故事。其家人鄭校長及其母親楊蘭英女士、叔叔鄭義成、姑姑鄭秀英及鄭秀蘭，還有武高松（前樂野村長）、高英傑（高一生之子）、高春英（高一生之女）、梁錦德（梁義富校長之子）、湯保富（前阿里山鄉鄉長）、汪枝美（汪清山之女）等許多熱心的人士提供資料、照片及文物，並給予本館在山上訪談活動的便利。可以說能夠成書，幾乎可說是家族及部落共同的成果。
2021年8月22日在進行訪談時候，本館同仁與湯先生進門寒暄後，鄭先生突然問本館是甚麼單位？現在他跟我們說這麼多事情，將來對他的子孫會不會有影響？我們解釋說不會，而且稿子會經過他看過。之後，雖然不再問，但還是不時擔心這樣訪談是否會有負面影響？或許我們無法真正體會經歷過威權及白色恐怖下的恐懼，但是，卻可以看出這些創傷的陰影依然揮之不去。
鄒族與泰雅族是白色恐怖下受創最深的兩個族群，分化也很深。儘管本館努力，成就本書，仍力有未逮，而未臻完整，但期望拋磚引玉，讓更多人關心，繼續投入原住民族史料，不論是口述或紙本文獻的保存。我們也相信歷史事實的呈現，更能有助於大家理解探討過去，正視自己各方面，才能為自己開創未來新的局面。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長 張鴻銘 謹識
2022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