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鄭延平王收復臺灣，多有儒士追隨渡海來居，始播儒學儒教，而陳永華又接著於世子鄭經執政之年立文廟興太學，且於各聚落設立社學以教平民子弟。於是孔孟程朱之儒道始播臺灣，臺灣從此就是儒家文教和德智為人文核心的臺灣。清繼明鄭統治臺灣，垂兩百年，是以朱子儒學為其教育主軸，其治臺仕儒以及來臺的和臺灣本身的儒士，皆在朱子儒學的思想和意識中，於治道上，由文廟、書院、私塾、學堂甚至於宗族祭祀、民間信仰、社會風俗等形式，推廣傳播植根了華夏人文精神和內容。
文化意志深植的民族和社會，雖被異族入侵殖民，其文化性和民族性的根本卻不易被消滅或被變異，加諸被殖民地的殖民者的文化意識思想，通常只是膚淺的表層，而內在的深層之文化意識思想，卻仍然是本來的民族社會的基本文化精神和內容。日據臺灣五十一年的性質，正是如此。日本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在臺灣費盡力氣欲使臺灣人轉變其文化意志和國家意志，變成不是中國人的臺灣人，但終究失敗，從一八九五年入據臺灣一直至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臺灣人的大傳統是孔孟儒家以及佛道和陰陽五行家的思想德慧，而小傳統則是宗祠、家族、民俗信仰、佛祖菩薩崇祀以及風水勘輿術，臺灣人根本不是日本神道和天照大神的子民，這是連日本殖民者都承認而不諱的。
從明鄭始而經歷清朝一直到日據時期，也就是一六六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共計兩百八十五年，儒家在臺灣有人物，有治理，有教化，有著作；其初儒家來自大陸，其後則有本土創生的儒者，亦從事地方治理、有其教化工作，且亦有其著作，如乙未之前後之際，臺灣本身就有足稱為大儒者，他們不惟行教、著述於臺灣，更是秉持春秋志節而抗日的士君子，其人是丘逢甲、連雅堂、洪棄生以及葉榮鐘。而至日據時代，臺灣知識分子之文化抗日，雖然已在傳播西方進步之學於社會，但其動力亦源於孔孟程朱之道，如林獻堂、蔣渭水、王敏川、林痴仙、林幼春、莊遂性等人，他們之人格風範亦屬中國之賢儒。
臺灣光復至民國三十八年（1949），兩岸分隔，隔海而治，許多大陸著名儒者渡海來臺，他們分佈在臺灣各大學講學授課，此種學術和思想盛事，很像明鄭時期有不少拒斥清朝入主中土的儒者追隨延平王渡海來臺一樣，在臺灣發生了再次的儒學儒教巨潮，這些現代的渡臺儒士，多有大師，其影響所及是在傳統國學和人文社會之學術思想上面，使臺灣從邊陲或從閩學的系統中一躍而為全中國的人文思想之中心性的地方。其中，如當代新儒家大儒徐復觀先生之在臺，不但只在上庠為學究而已，他除了發憤創述了幾本中國思想史的不朽巨著之外，更與日據時期就已以文化抗日的臺灣賢君子有深切來往問道論學，他在其生命和心靈中融入了深厚之臺灣底土地性草根性。
可以如此說，就時間之流脈上而言，在臺儒家以及他們在臺灣播殖傳揚的儒學儒教，由鄭延平王和陳永華等諸儒之興學始，已長達近三個世紀，而在空間之結構上來說，則是中華道統學統之由北南傳以及由西東渡的儒家抵達臺灣並且居住之下創立發揮他們之儒學儒教的最後一塊土地，這是中國最東的如同連雅堂先生所贊頌的「婆娑之洋」上的「美麗之島」；其美麗，一則是自然底原生的海島，一則是人文底東渡的儒家。
本書基本精神在於彰明臺灣的儒家性格。儒家是臺灣之人文核心，由歷年而來的在臺儒者之治理、教化、敘事、著作以及交誼而綜合地總體形構。本書寫作之篇章，從明鄭開始，論及清之仕儒和儒士之編纂地方史志的發心和志書中的儒學、儒教、儒政，再述日據時代抗日之賢儒的事功和志節，又再訴說當代新儒家與臺灣士君子的儒道之高義隆情。最後附帶一章簡敘中國人航海而儒學儒教在海外僑地之傳播形態，臺儒亦有涉入，故亦可看為儒家臺灣之海外關係。
書名題為「儒家臺灣」而非「臺灣儒家」，根本意思在於凸顯「能所」之因果關係，儒家是能動力，而臺灣之所以為臺灣，是此能動力為因而促成創建的果；若去掉能動力之核心價值的儒家，則無臺灣。
潘朝陽
壬寅（2022）秋季誌於臺北天何言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