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過去六年來,我和寓居美國的費德里克-伊夫.吉奈(Frederic- Yves Jeannet)以穩定但不甚密集的頻率保持通信。我在他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旋風》(Cyclone)一書中看到一個作家探尋著不斷消逝又現形、始終疼痛著的傷口。他的文字是一首盛大而痛心的交響樂,以相同的主題、場景和情節呈現出壯麗的美感。而後還有《仁慈》(Charite)和比較近期的《自然光》(La Lumiere naturelle)都延續了這種獨特且毫不妥協的做法。費德里克-伊夫.吉奈去年回法國時,提議以我的書寫和我的作品為主題進行訪談,透過用電子郵件通信的方式。這個計畫很有彈性,不限時亦不強求某個特定目標。不受約束、議題開放,加上完全以文字進行,這種種因素都讓我躍躍欲試。更重要的是,我明白將寫作視為生活的費德里克-伊夫.吉奈將會是一個傾身致力的探尋者。在我看來,即便我倆之間存在著差異,也將成為一種契機與保證。觀點上的出入和空間上的距離給予我自由表述的可能,同時也讓我感受到闡明自己理念的重要性。
整整約莫一年的時間內,斷斷續續,費德里克-伊夫.吉奈寄來他的問題與想法。我很少會立即回覆。在問題的陳述和我們寫下的文字間有一個令人焦慮的空間,甚至是威脅感。一般接受口頭的訪談時,即使對談的速度再慢,我們仍會儘量忽略這個斷層,多少都能以最自在、最快速的方式回應,那是習慣使然。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可以慢慢適應這個空間,把我書寫——或試圖書寫——時的所思、所尋、所感自一片空白中挖掘出來,畢竟這些東西在我不寫東西時根本就不存在。待我認為自己大致掌握了確切的概念後,我便直接鍵入電腦,不再另外記下,也盡量不去修正。這是我給自己定下的遊戲規則。
計畫進行的過程中,我只專注於懇切和精確兩個要點,而前者又比後者困難得多。要檢視自己三十年前起頭的寫作實踐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別是要避免限縮到單一準則或少數幾個原則內,更別說公開寫書時會遭遇的那些無可避免的矛盾,以及揭示大多時候潛藏於意識之中的細節了。書裡的語句與措辭皆是興之所至,連我自己也說不出個所以然,更遑論傳授他人。然而,我想,道出文本的目標和書寫的理由應是可行的。即使這兩者皆來自於個人的想像也無妨,無損它們對書寫形式,甚至書寫本身的影響。我只期許自己能夠清楚地表達這個佔據了我大半生命的活動,以及我個人在此時此刻相信——但任何人都可以修正——的真相。
我帶著好奇、愉悅,有時也不甚篤定的心情,順著費德里克-伊夫.吉奈以決心與細心開啟的道路前行。我是否像訪談之始期望的那樣,去了他方?不,唯有毫無防備地進入屬於生命與世界的現實(也許還得帶著愛),汲取文字成書的行動,才能擁有這種力量。我在這裡寫的是關於書寫這件事,與世界無關。講述書寫的經驗在某種程度上很不真實,畢竟那是無法言傳的事。不過也許能靠著其他方式意會。就像以下這個難以磨滅的回憶又一次浮現心頭:
那是戰爭剛結束不久後,在里波恩(Lillebonne)發生的事。我當時大約四歲半。我和父母去看表演,那是我的劇場初體驗。場地是露天的,也許是位於美軍營區內。演員把一個巨大的箱子搬到舞台上。接著把一個女人封死在裡面。而後,幾個男人輪流用長劍似的東西刺穿箱子。沒完沒了。對一個孩子來說,那是沒有盡頭的恐懼。女人最後從箱子裡出來了,安然無恙。
?
A. E. 二??二年七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