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過去六年來，我和寓居美國的費德里克－伊夫．吉奈（Frederic- Yves Jeannet）以穩定但不甚密集的頻率保持通信。我在他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旋風》（Cyclone）一書中看到一個作家探尋著不斷消逝又現形、始終疼痛著的傷口。他的文字是一首盛大而痛心的交響樂，以相同的主題、場景和情節呈現出壯麗的美感。而後還有《仁慈》（Charite）和比較近期的《自然光》（La Lumiere naturelle）都延續了這種獨特且毫不妥協的做法。費德里克－伊夫．吉奈去年回法國時，提議以我的書寫和我的作品為主題進行訪談，透過用電子郵件通信的方式。這個計畫很有彈性，不限時亦不強求某個特定目標。不受約束、議題開放，加上完全以文字進行，這種種因素都讓我躍躍欲試。更重要的是，我明白將寫作視為生活的費德里克－伊夫．吉奈將會是一個傾身致力的探尋者。在我看來，即便我倆之間存在著差異，也將成為一種契機與保證。觀點上的出入和空間上的距離給予我自由表述的可能，同時也讓我感受到闡明自己理念的重要性。
整整約莫一年的時間內，斷斷續續，費德里克－伊夫．吉奈寄來他的問題與想法。我很少會立即回覆。在問題的陳述和我們寫下的文字間有一個令人焦慮的空間，甚至是威脅感。一般接受口頭的訪談時，即使對談的速度再慢，我們仍會儘量忽略這個斷層，多少都能以最自在、最快速的方式回應，那是習慣使然。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可以慢慢適應這個空間，把我書寫——或試圖書寫——時的所思、所尋、所感自一片空白中挖掘出來，畢竟這些東西在我不寫東西時根本就不存在。待我認為自己大致掌握了確切的概念後，我便直接鍵入電腦，不再另外記下，也盡量不去修正。這是我給自己定下的遊戲規則。
計畫進行的過程中，我只專注於懇切和精確兩個要點，而前者又比後者困難得多。要檢視自己三十年前起頭的寫作實踐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別是要避免限縮到單一準則或少數幾個原則內，更別說公開寫書時會遭遇的那些無可避免的矛盾，以及揭示大多時候潛藏於意識之中的細節了。書裡的語句與措辭皆是興之所至，連我自己也說不出個所以然，更遑論傳授他人。然而，我想，道出文本的目標和書寫的理由應是可行的。即使這兩者皆來自於個人的想像也無妨，無損它們對書寫形式，甚至書寫本身的影響。我只期許自己能夠清楚地表達這個佔據了我大半生命的活動，以及我個人在此時此刻相信——但任何人都可以修正——的真相。
我帶著好奇、愉悅，有時也不甚篤定的心情，順著費德里克－伊夫．吉奈以決心與細心開啟的道路前行。我是否像訪談之始期望的那樣，去了他方？不，唯有毫無防備地進入屬於生命與世界的現實（也許還得帶著愛），汲取文字成書的行動，才能擁有這種力量。我在這裡寫的是關於書寫這件事，與世界無關。講述書寫的經驗在某種程度上很不真實，畢竟那是無法言傳的事。不過也許能靠著其他方式意會。就像以下這個難以磨滅的回憶又一次浮現心頭：
那是戰爭剛結束不久後，在里波恩（Lillebonne）發生的事。我當時大約四歲半。我和父母去看表演，那是我的劇場初體驗。場地是露天的，也許是位於美軍營區內。演員把一個巨大的箱子搬到舞台上。接著把一個女人封死在裡面。而後，幾個男人輪流用長劍似的東西刺穿箱子。沒完沒了。對一個孩子來說，那是沒有盡頭的恐懼。女人最後從箱子裡出來了，安然無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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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 二??二年七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