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閱讀在靈光消逝的年代裡

導論? 書的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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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天使在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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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長的一九八○年代，非常流行聽西洋音樂，當時最熱門的節目，是余光在警廣的廣播。他的節目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七點到八點，我都會固定守在收音前，特別是周五晚，那天他會介紹最新的告示牌（Billboard）前二十名的單曲。不過要說最新，其實已是至少兩到三到禮拜前的資訊了。當時沒有網路，得等美國那邊將榜單與音樂寄過來台灣，余光才能在節目中播放。

但我實在沒辦法等那麼久，為了想要知道最新的告示牌排行，我決定把存的錢拿出來買一台短波收音機。那時一台短波收音機要三四千塊，感覺像是現在年輕人去買 iPhone。當年還是冷戰時期，各國都有短波電台，向全世界廣播，宣揚其政治理念，有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或是德國之聲等。這些電台的頻率是一般的 AM/FM 收不到的，唯有透過短波收音機才聽得到。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在這浩瀚的短波海洋中，一定會讓我撈到一個美國電台，節目中會播放范海倫樂團（Van Halen）或是史班杜芭蕾合唱團（Spandau Ballet）的最新單曲。現在回想起來，感覺就像是進入了影集《怪奇物語》（Stranger Things）的世界，但真的，那就是那個年代的普遍氛圍，即便故事是發生在美國。

那天晚上風很大，應該是我高一升高二的暑假，我帶著剛買到的短波收音機，騎著腳踏車，到花蓮市的南濱海邊，將收音機打開，用手指轉著調整頻道的轉鈕，試著辨識出聽得懂的聲音。不久，奇蹟發生了，我真的找到一個夏威夷的電台，名字叫 KYLM 之類的，正在介紹最新美國告示排行榜前四十名。我聽到的第一首歌如天籟般從收音機裡傳出來，那是舞韻合唱團（Eurythmics）的「There Must Be an Angel (Playing with My Heart)」。我不知道是因為歌曲太好聽，還是那一刻對我來說就像是天使現身，我這一輩子都無法忘記歌曲一開始的「La la la la la la... Dara... dada, la la la la la la... Dara... dada」！

對西洋流行音樂的熱情還造成其他的影響。為了想獲得更多資訊，余光音樂雜誌一創刊，我就開始訂閱，雜誌每一期都附有告示牌單曲百大與專輯兩百大排行。我大學畢業時，曾經去算紫微斗數，老師對我說:「你成長過程中，常常很晚睡，不知道在做什麼。」其實我知道為什麼，我半夜都在研究排行榜上的名單。這些排行不是只有歌曲或專輯名稱，還有製作人、上榜週數以及是否獲得金唱片或白金唱片等資訊。有些專輯雖然沒有進入前二十名，但卻可能停留週數很長，甚至獲得金唱片。我會猜測這是否這意味著這些專輯或歌曲更為耐聽，即使我在廣播節目從來沒聽過。這些名字會引發我的好奇，成為去唱片行狩獵的目標。這個經驗影響了我後來很喜歡收集與研究各種名單，它訓練我對各種蛛絲馬跡的探索，就像是偵探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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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架上的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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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後，我從布拉格回來。當時我從捷克寄回了三十幾箱的書與資料。捷克國家小，許多書都不太容易再版，去舊書店尋寶，成了我每個禮拜的固定行程。其中有一家藝術二手書店是後來常去的地方，我在那裡培養出對超現實主義的興趣。後來當出版社邀請我為《超現實主義宣言》寫導讀的時候，我已經在這個題目上浸淫了很久，閱讀過許多相關資料。在本書的〈詩歌、愛情與革命的子彈火力全開〉一文中，我就略為提到這段時光。

這本書收錄了我近二十年來為各種書籍寫的導論或導讀，最早的一篇是二○○四年為《童話治療》寫的〈女性的分析之道〉。通常，一篇導論的書寫，要花一個半月到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前提是我要對這個題目有興趣，我會願意將所有閒暇時間都拿來準備這篇文章。首先，當然是先將全書讀過至少兩遍，讓文本得以進入身體。我會開始跑圖書館，去借各種相關的資料回來查閱。大量進食的閱讀過程中，有些想法或句子會在睡前胡思亂想時，像泡泡一樣浮上意識表面。我會將它們記下來，但不會太快或太早就去構思整體架構，而是讓這些內容在我的無意識醞釀，直到不同想法之間，開始浮現相關連結，我就知道這篇文章快要成熟，可以準備動手寫了。

二○○四年出版了一本書叫《逛書架》，裡面介紹了十多位愛書人的書架，我是其中一位。當年我還默默無名，在景美租房子，捷克寄回來的書加上自己平日買的書，堆滿了我小小的房間，那時買不起木質書架，只能去師大路的便宜百貨店，買正方形的鐵製網格，組成臨時書架。但是這些網格的承重不足，往往被書壓到凹陷。《逛書架》就有照片，捕捉了這樣的慘狀。不過，書中沒有記錄到的更悲慘的，是每隔三、四個月，這些臨時書架會因為過重而造成中間的卡榫滑動鬆弛，最後書架會瞬間整個垮下來，讓我欲哭無淚。要重新把書上架是非常累的事。我的書架沒有什麼系統，它們就像是一片野生草原裡的羊群，而我是牧羊人，羊群會亂跑，牧羊人只是憑野性的思維，去記住每隻羊。我對每一本書放在哪個區域會有身體的記憶，但不見得馬上找得到要找的那一本，卻會在找書的過程，發現很久沒有看到的另一本書。書架垮的時候，這種情形會呈現指數成長，上架的過程會變得很慢，每一本我都要重新再翻閱一下，因為好久沒看到這隻羊，得摸它一下。

當然，我不是什麼都會寫，我有興趣寫的導論，還需要一個另一個前提，是我對這位作者或題材已具有一定的知識背景。法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蒙迪安諾，我對他的小說不熟，但要寫的導論，是關於他的劇本《我們人生的最初》，這就讓我有一定的把握，去接受書寫導論的挑戰。我比較喜歡吸收第一手的資料給我的靈感，特別是作者在出版這本書的同期與前後期的作品，往往能給出更多解讀的線索。寫書是這樣，作者不見得是寫完一本才寫另外一本，有時可能好幾個計畫會同時醞釀，有時先寫好的作品，也不見得會先出版。所以我偏好先去了解這部著作當年出版的狀況，再根據對版本的理解去做去詮釋的定位。像〈遊蕩在一座名為班雅明的迷宮城市〉、〈離開地面一寸，重啟面對他者的力量〉、〈成為卡夫卡的親人與朋友〉、〈文學作為一道反抗災難的陽光〉、〈當下的開放〉等好幾篇文章，我在文章一開頭，都是先釐清當年出版的狀況，而不是直接切進內容詮釋。

我在網路上查到一些評論與訪談，都提到《我們人生的最初》與他另外一本書《家譜》的關係。我覺得這是個線索，在台大找到這部小說的英文本。兩本書交叉閱讀的結果，最後得出自己對這部劇本的解讀。我希望我的導讀不光只是一種知識性的詮釋或是單純介紹，也是奠基在我個人創作與人生經驗上。大學畢業當完兵後的一九九○年代中期，我有一段時間在花蓮的有線電視台工作，有很多直播節目都是在晚上九點才開始，有時我會擔任導播，有時則擔任主持人的工作，我甚至自己主持一個叫《書蟲俱樂部》的節目。下午的時候，通常記者們會外出採訪，我若沒有跟拍，就躲在咖啡廳看書。我不太會拿這個社會的標準來定義自己，但我有自己想做的事，只是我不在意這些事情在別人眼光看來是如何。反正我覺得，這是我的人生，我又沒犯法，也沒管你們的生活該如何過，請別來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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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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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在圖書館借到一本高全之寫的《王禎和的小說世界》，讓我印象非常深刻。高全之對王禎和的解讀，並非先立足在特定的文學理論，而是根據他對王禎和作品的細讀所進行的詮釋。這讓我感覺非常到位，解讀的主要證據都出自王禎和的文本。後來做劇場之後，我發現有些導演在做劇本分析時，會與演員一起面對面對於文本進行長期的討論與分析，而不是去運用二手的閱讀資料。在〈當劇場白光驅走人生昏暗──評《我們人生的最初》〉這篇文章一開頭，我提到俄國劇場導演多金（Lev Dodin），他對劇本分析的技巧，對我有很大影響。多金的想法是，一位劇作家在寫台詞時，為何選擇這句話而不用另一句話，一定有他的用意，只要我們願意挖掘，願意讓台詞穿透我們，我們就可以在文本的某處找到支持這個想法的證據。

在〈想像力的證詞──班維爾、卡夫卡與納博科夫〉一文的結尾，我提及愛爾蘭文學批評家丹尼斯•多納霍（Denis Donoghue）對細讀（close reading）的支持。我會引用這段文字，而不引用別的，一樣是透露了我對文本細讀的偏愛。這倒不是說我反對文學理論，只是我不喜歡理論先行，覺得那樣會限縮我對新事物的觀察，只找尋對自己有利的解釋。畢竟，書寫導讀的樂趣，在於這是一種學習的成長。你在寫導論的過程中，必須讓自己成為作者，把作者吞到你的肚子裡，有點像卡通《進擊的巨人》，你要吃掉怪獸，才會成為怪獸。丹尼斯•多納霍說：「閱讀文學的樂趣是喚起一個人的想像，這是走出自我邁向他人生活、邁向其他生活形式、過去、現在與未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邁入他人生活的想像過程，其實跟方法演技很像，只是讀者是在他的腦中演戲。寫導論對我來說，有時你得要扮演作者，你得要帶著同情的理解，試著用他的角度說話，雖然這最終也是一種你的詮釋。一篇導讀當然也可以有評論的部分，但是若要區分導讀與評論的差異之處，是導讀要負責帶領讀者進入書的世界，評論是看出作者自己沒有看到或說出來的東西。寫導讀的人可以有的風格，但最終，你要服務大家進入這本書。所以有時候，一些比較難的著作，我會試圖用比較大眾化的開頭，像為《牆：沙特短篇小說》寫的〈何時不再逃避自由，做自己？〉，在文章一開始，我就藉著電影《蝙蝠俠：開戰時刻》的一個片段，來作為對存在主義的解釋。

前陣子我在某本書上看到一句話：「哲學就是奪回時間。」這句話讓我印象很深刻。的確，哲學不是只在探討時間的學問，而是協助我們區分什麼是重要與不重要的智慧。人生有限，你可以做你喜歡的事，但這些事卻不見得是重要的事，重點是，你打混過去的一天，這一天的時間是永遠拿不回來的。《時間之書》就是在談論各種不同狀態的時間，以及時間對我們的影響。我在書寫這篇導論時，關注到一個現象，作者薩弗蘭斯基在試圖協助我們釐清時間概念的同時，卻引入另一個概念──事件。我在〈時間、事件與逍遙〉一文寫道:「事件與時間一樣，是一個奧祕，彼此之間有密切關聯。薩弗蘭斯基在《時間之書》中，經常提到『事件』，每一章都會出現好幾次，但他並沒有特別給予定義或說明。」接著我舉出書中提到的事件有關的幾個句子，然後試圖解釋薩弗蘭斯基在使用事件這個字時，他可能是在指什麼，雖然作者從來沒有直接解釋。

這種從文本中找到空隙，發現矛盾，然後試圖挖掘這個不能被直接定義的線索，把它當作是解釋整部作品的問題意識（而不是去批判它），可以在〈不再讓你孤單──慰藉的力量〉、〈《我就是夏洛克》紙上演後座談〉、〈一九一三：現代史的麥加芬〉、〈他不重，他是我兄弟：當代藝文機構的任務〉等幾篇文章中，找到我對這個書寫策略的運用。

知名芬蘭邏輯學家與維根斯坦專家辛提卡（Jaakko Hintikka）說，維根斯坦有拼寫困難症，所以他在寫作時，第一段往往是重中之重，他會集中所有力量，試圖在一開始就表達清楚。韓炳哲是韓國人，後來讀研究所才去德國讀哲學。既然是外國人，書寫表達勢必無法如母語一般流暢，寫得精確比較重要。就德國人角度，一個外國人也像是得了拼寫困難症。維根斯坦的例子，給我在詮釋韓炳哲的著作時，有了一個新啟發，我甚至去比對兩本著作的第一段，果然發現有可以接續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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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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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本書所集結的文章都還是為專書寫的導讀或導讀，可是文中的相關題材或觀點，可能我早已醞釀許久。千禧年後，有一段時間，我開始在構思寫一本關於鬼魂現象學的書。這本書不是在談論鬼的存在，而是在分析各種無所不在關於鬼的文化現象。這裡面有主觀的情形，比如罵人:「你這個死鬼！」，到各種鬼的卡通或電影，或是對鬼故事中對鬼描述在歷史上的變遷等。雖然這本書最後並沒有寫出來，可是當出版社來邀請我為「雞皮疙瘩系列」寫導讀時，之前的思索就派上用場。讀者可以在〈結局只是另一場驚嚇的開始〉這篇文章發現，我並不是用文學的角度在分析作品，而是把鬼當作是對日常生活不滿的一種補償性想像，並說明閱讀鬼故事對青少年的正面意義。

導讀不是你想寫就寫，是得有別人邀請，你才有機會。我被邀請寫最多導讀的，應該是關於卡夫卡。我算了一下，我為卡夫卡相關出版寫的導讀，至少有十本。但在編輯這本書時，考慮到比例的平衡，只挑了其中三篇。我對卡夫卡的喜愛，源自卡夫卡在我年輕時救了我一命。在卡夫卡的小說、日記與書信中，我總能閱讀到對自己存在狀態的精確形容，從而得到心靈的慰藉。高中開始，我與父親關係非常不好，他對我最喜愛的兩件事，聽音樂與閱讀課外讀物，都抱持反對。兩次大衝突，剛好一次是他發現我買了一台錄音機，他質問我這是誰買的，我很緊張地回答:「是向同學借的……」，他馬上很兇地說：「那帶我去找你同學。」然後回房去穿衣服準備出門，我就在這短短幾分鐘，爬牆出門，逃跑了。後續當然很慘烈。

我從小是外婆帶大，並沒有與父親住在一起，不過花蓮很小，他的診所騎摩托車十分鐘內可以到外婆家。有時他也會繞過來看我一下。高一的時候，有一天可能是周末的下午，他突然來找我，打開房門，發現我正在讀一本小說，他質問我為何要讀這些書，我說我功課都做完了，為什麼不能讀。我父親非常生氣，覺得我居然會反駁他，就把書搶過來，摔到地上，說:「不許你讀課外書，你只能讀學校的課本，你要把心完全放在學業上。」後來又發生他發現我交女朋友的事，大概覺得這個兒子不受控，必須嚴加管制，就叫我搬回去跟他住（但其實也只是晚上回去他那邊睡），也才會發生後來他發現我有錄音機的事。

從對卡夫卡的閱讀找到慰藉的經驗，使我在為《生命是一場尋求慰藉的旅程》寫導讀時，留意到書中不論是哲人藝術家或政治家，主要都是透過書寫與閱讀來治療靈魂的傷痛。背後最主要的原因，我認為是「透過閱讀，我們可以進入他人內在的心靈。書寫是本書大部分主角在尋找慰藉時……都是藉由撰寫書信、詩歌、散文、小說、論文或是對話錄等方式，來面對與命運的和解。這也解釋了，為何作者對歐洲慰藉傳統的深度探索，最終還是以結合哲學與敘事的寫作模式來進行，而非利用圖像或音樂。」這些敘事文學或哲學的書寫，是透過長期的傷痛，所沉澱轉化出來的文字。書寫的過程是緩慢的，意味著讀者也必須透過緩慢的閱讀，才能貼近文字背後的精髓。閱讀是慢速，當我們閱讀的時候，世界會退到身後，整個人會沉浸在書的世界中，遊戲或看影片也會有這樣的效果。不過閱讀文字時，讀者必須運用大量的想像力，來補充字裡行間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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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是對抗加速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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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寫您正在讀這篇導論，我照例去圖書館借了一堆談閱讀的書，其中一本名《我們在閱讀時看到了什麼》為最為有趣。曼德森（Peter Mendelsund）運用了現象學的方式，剖析當人們在閱讀時，意識到底同時發生了麼事，他強調:「閱讀感覺起向來如同意識本身，閱讀就像是意義：不完整，模糊不清，是一種共同創作。」閱讀需要讀者一起出力，而你沒辦法對出力加速，否則就會很快耗盡能量。閱讀的共同創作是一種享受，如同學習是一種享受，享受這個想像力出力的過程。

韓炳哲在他的《透明社會》中，將世界變得透明化的傾向歸因於我們處在一個加速的社會。社會可以加速，科技可以加速，可是我們的身體與意識不能加速。身體的加速，就是面對老化，意識的加速讓人進入瘋狂的狀態。有些事情加速或許不錯，更便捷的交通，更迅速的服務，更快速的網路，可是幸福本身是無法加速，身體體驗的加速是危險的（比如毒品的效果）。不可諱言，加速社會的進程不是我們個人能夠逆轉，我們手邊的各種數位產品，催促著我們的意識不斷在接受我們不需要的資訊。這說明了，在慢速閱讀被加速資訊所取代的同時，我們無意識地發展出一種補償機制，那就是音樂。音樂創造出另一種類似閱讀的空白效果，讓我們以另外一種方式運作我們的想像力。所以我們隨時帶著耳機，比過往更無時不刻在聽著音樂。若沒有音樂打開另一扇窗，我們的大腦將不堪負荷。

真正的閱讀只能是慢速，我們的身體在享受這個閱讀的過程。《小王子》有一個章節，是他碰到一個在賣緩解口渴藥丸的商人，商人宣稱這個藥丸可以節省時間。小王子問商人，那節省下來時間要做什麼呢？商人回答:「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小王子說，如果他有時間可以自由支配，他用會這些時間「不慌不忙地走向一口泉水。」閱讀就是走向心靈泉水的練習。

在為《千面英雄》寫導論時，我發現作者坎伯曾有五年的時間沒有工作，專心讀書，這讓我相當有共鳴。當我從台大土木系轉到台大哲學系，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我可以擁有全然自由的閱讀時間，讀什麼書都可以（反正什麼事物背後都可以有一套哲學）。這種強大的閱讀飢渴，自然就造就了我多樣性的閱讀清單。大學時候，我住在台大正門對面的巷子裡，一九八○年代末台灣經濟起飛，加上解嚴，各種思潮出版如潮湧般一波接著一波，小小的居住自然就堆滿了許多書。當房間開始放不下書，當時的解決之道，是如果圖書館可以借得到的，就先上圖書館借。以前圖書查閱沒有電腦，得去翻一張一張的索引卡，或是直接去架上找。這種慢速找書的結果，反而造就了我對書的記憶是建立在身體經驗，而非陳述性記憶。

網路搜尋所運用到的事實記憶並非萬能，它代表你得用語句的方式，把你想要查的東西打出來。可是很多記憶可能是觸覺、嗅覺或身體技能（比如騎腳踏車），無法以語言描述。不論是手機或是電腦，都是去脈絡化的陳述性記憶，意思是你看什麼東西，來開鏡頭來觀察，你都是在使用同一台電腦或手機螢幕在看東西。即使在看不同的書籍內容，你用的電腦或手機並沒有改變，你的觸覺經驗並沒有改變，一樣的螢幕，一樣用手指。可是你閱讀繪本，聖經或是小說時，每本書握手上的方式與感受都不一樣，這個結合身體記憶的閱讀，反而催生更具整體性的記憶，更難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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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圖書館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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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跑圖書館有三個好處，第一個是對書的記憶更持久且有效。比如一年前你曾在某個架上翻閱到一本書，即使你已不記得書名，但你依舊知道書大概放在那個位置，身體知道許多大腦不知道的事。可是你一年前查閱的網站，你可能永遠找不到，除非你知道關鍵字。就算你把這些網站連結放進我的最愛，寫上標題，一年後你再看這份清單時，這些檔案名稱對你也很陌生，你得打開好幾個之後，才能找到你要找的原始內容。加速意味著得拋棄一些東西，就像登月火箭加速升空的過程一般。科技可以使材料加速，讓植物的熟成更快，但我們的身體，還停留在三萬年前狩獵採集社會時的身體，這是無法加速，無法被拋棄的事實。科技的加速是一種假象，讓我們誤以為我們的大腦與身體運作也在加速，但其實並沒有。

逛圖書館的第二個好處，是會出現德國藝術史家瓦爾堡（Aby Warburg）所謂的好鄰居法則（The law of the good neighbor），你最需要的書，往往不是原本書架上你要找的那本，而是放在這本書隔壁或附近的另外一本。好鄰居原則並不是延伸閱讀，不是根據大數據或你的偏好。好鄰居原則是建立在這個世界最終是被不確定所統治，我們必須放棄對世界掌控的加速邏輯。意外是好事，意外必然會發生，接受意外，反而會打開人生很多可能性。科技不可能解決這些意外，因為科技發展本身就是建立在科學對意外的發現與接受。雖然這不是我在這篇導論可以回答的問題，但我推薦大家可以試著去找德國社會學家哈爾特穆特•羅莎（Hartmut Rosa）的《不受掌控》（Unverfugbarkeit），這本書對當代社會為何必須學習接受意外的不可掌控，有簡單而清晰的說明。

哈爾特穆特•羅莎的名字在薩弗蘭斯基《時間之書》這本書的註腳。讀大學時候，我發現有時註腳比內文更有趣，可以學到更多東西。於是逐漸養成一個習慣，有時看書時，如果書讀不完，我就先看註腳。註腳也是一種阻礙閱讀加速的機制，可是註腳是令人駐足的風景，別有洞天。

對我來說，圖書館借書的最後一個好處，是自己買的書有時會晾在書架一直沒讀，但圖書館有還期，要還書前總是會先閱讀一下。借書的結果，反而會讀到比較多的書。這背後的心理機制，可能是覺得自己買的書反正跑不掉，有時間再讀即可。但是花了時間跑一趟圖書館搬書回家，沒有讀一點好像很可惜。即使如此，我買書的樂趣一樣沒減少，更何況，有許多書圖書館不見得有。有網路之後，買外文書變得更容易，但是我在買書之前，會先查看看我可以借書的大學圖書館是否有收藏，以免重複購買。在準備寫這篇導論時，我在亞馬遜買的新書，是哈爾特穆特•羅莎的《共鳴:論世界關係的社會學》（Resonance: A Sociology of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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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靈光消逝年代找回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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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蕩在一座名為班雅明的迷宮城市〉是為《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班雅明精選集》寫的導論，我在文章一開始就點出，班雅明從波特萊爾得到靈感，推崇「通感」（correspondances），那是「一種能感應到雜多細節背後有相互連結的能力」。我相信班雅明本身具有的通感，是他的大量閱讀與流亡經驗交會震盪產生的結果。他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談到的靈光消逝，其實是一種去脈絡化的現象，剝除掉作品被接受時的原初時空特殊性。就閱讀來說，每本書的不同觸感體驗，造成閱讀當下特殊感受的脈絡，在電子複製閱讀的時代，這個身體參與的靈光，變得均質與輕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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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質所代表的普遍化，是特殊性所具有的意外，變得不再重要。如果我們想獲得由通感產生的從細節觀察到萬物連結的能力，就像透過收音機找到想聽的頻道，唯有訓練自己的閱讀能力，才能達到那種短波般敏感。你讀得越多，你看到的事物就越多。經驗會深化閱讀的體驗，而閱讀則能打開體驗的層次。保羅克利的畫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是班雅明創作靈感的來源，他可以從這一幅畫看到世界歷史的運作模式。但天使不會隨便出現，除非你願意用心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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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請容我再為大家點播一首舞韻合唱團的「There Must Be an Angel (Playing with My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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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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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先感謝本書的編輯林宏濤先生，為這些文章找到一個編輯的架構，他同時也是本書其中兩篇導讀文章的原書譯者（《時間之書》、《曾經，有個偉大的素描畫家：卡夫卡和他的41幅塗鴉》）。林宏濤是我台大哲學系的學長，之前向我邀了好幾本書的導讀與推薦序，直到為了為編輯這本書，兩人才真有機會碰面相遇。另外還有梁燕樵，她是《卡夫卡日記》的編輯（導讀也收錄在此書），她最早向我提出將文章集結出版的構想，督促我把資料整理出來，我非常感謝她。也所有向我邀稿的企畫、編輯、行銷與譯者們致上最高謝意，包括了Baboo、丘光、江灝、何宜珍、李亞男、李宛蓁、余筱嵐、林婕?、吳宣慧、吳嘉瑄、周佩蓉、韋孟岑、尉遲秀、陳玳妮、莊佩瑤、張貝雯、張晁銘、楊毓馨、劉俊甫、劉憶韶、劉純瑀、駱漢琦、黎家齊、潘乃慧、賴芊曄、蕭秀琴、鴻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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