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在好些方面都與我的上一本書正好相反,那本寫的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城市歷史。那本書談論一個龐大的主題,一整座城市,而且研究它的人相對稀少,就算有,也極欠缺系統性,甚至研究得漫不經心。相較之下,這本書關注的是單一對象,雖然它是地球上最巨大的物體之一,但幾乎它的每一寸都經過最仔細的檢視,而且是來自最有名望、最吹毛求疵的藝術史與建築史學者的貢獻,不單是法國一地,還有來自全世界的研究者。我的專長和訓練是文化評論,而非深奧領域的研究員。我大方承認,對於資料研究我一概不與眾學者爭功,他們在這方面更嫻熟也更精通。我也十分樂於承認,三大卷的《羅浮宮史》(Histoire du Louvre)令我獲益良多,這部著作由吉妮薇.布雷斯克–博捷(Genevieve Bresc-Bautier)和紀堯姆.馮克內爾(Guillaume Fonkenell)共同編纂,而且在我動手寫書之際適時出現。書中囊括了近一百名學者的專業才學,篇幅近兩百萬字,無疑是集研究大成之著作。它主要的訴求對象是該領域的相關學者,研究範圍涵蓋了羅浮宮作為一棟建築和一所機構的歷史,包含你能想像到的所有層面。
羅浮宮的整個西側目前呈現開口狀,朝香榭麗舍大道(Champs-Elysees)和凱旋門(Arc de Triomphe)的方向開啟,但過去曾有一座大宮殿:「杜樂麗宮」(Palais des Tuileries),它是今日所謂羅浮宮建築群的一部分,並和其他部分實體相連。杜樂麗宮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事件中遭到焚毀。我在敘述裡會不時提起它,但用意並非為了它本身,而是為了說明它如何影響羅浮宮的演變,成為我們現在認識的樣子。
在羅浮宮變成博物館前,它是一座宮殿,在變成宮殿之前,是一座城堡,在變成城堡之前,是一片土地,一片尋常的土地。法語裡對這樣一塊地有個名詞:un lieu-dit(字面義為:「一個人們口裡所說的地方」),英文裡沒有確切的對等詞。這個詞指的是,那塊地方是當地居民都知道的,也許有個名字。然而,或許是人口稀少或根本沒有人長住在那裡,地名並未記載於官方資料或法律文件裡。日後構成現代羅浮宮三大開放空間——方形中庭(Cour Carree)、拿破崙中庭(Cour Napoleon)、卡魯賽廣場(Place du Carrousel)——的那塊地,早在凱爾特人(Celts)和羅馬人的祖先從歐亞草原向西遷徙進入現代法國領土之前的好幾千年裡,人類便一遍又一遍地踩踏而過。
我們之所以知道這一點,是因為1980年代羅浮宮進行了大型整建計畫,形成我們今日認識的博物館樣貌,也一併在這三大開放空間下方進行大規模的考古挖掘。拿破崙中庭出土的陶器可以上溯到七千多年前,而一具死於四千多年前的人類骨骸在靠近卡魯賽凱旋門(Arc du Carrousel)附近被發現,這裡現在變成羅浮宮的巴士地下停車場。接近高盧羅馬(Gallo-Roman)時代末期,即紀元後的頭幾個世紀裡,在拿破崙中庭和卡魯賽廣場上各有一座農場,飼養牛和豬,也栽植了大量李子、梨子、蘋果和葡萄。
羅浮宮裡收藏了將近四十萬件文物,前後跨越五千年、兩百個世代的人類文明,形容羅浮宮是集人類藝術創作於一地最偉大之收藏,一點也不為過。況且這些東西絕不是憑空出現,每一件文物的背後,都有著巨大的歷史和文化力量推動這一切發生。別的不說,羅浮宮本身就齊聚了眾多親王的收藏品,經過數百年的積攢,或買或搶,數量龐大,五花八門。並不是所有的收藏品都是好東西,這一點本身就有點意思,鑑往知來,我們才得以明瞭審美品味絕不會定於一尊,而是永遠在變動前進著。更重要的是,每件收藏的文物背後都有一段故事。《蒙娜麗莎》會在羅浮宮,是因為法蘭索瓦一世(Francois I)在達文西去世前不久跟畫家買下了它。拉斐爾(Raphael)偉大的《聖米迦勒制伏惡魔》(Saint Michael Routing the Demon),係教皇利奧十世(Pope Leo X)將這幅畫贈予法蘭索瓦一世,企望他出兵鄂圖曼帝國以為回報。維洛內些(Veronese)《迦拿的婚禮》(The Wedding at Cana)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畫布作品之一,佔據議政廳(Salle des Etats)的一整面牆,因為拿破崙從威尼斯人手裡偷走了它,從此再也沒有歸還。這些和其他四十萬個小故事,一起形成了羅浮宮博物館,為塞納河右岸這一隅之地的演變史寫出最新的篇章,而且肯定不會是它的最後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