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零章



第一部分：大覺醒

第一章 活在當下

第二章 啟蒙沒有方程式

第三章 我所讀過最棒的書

第四章 關於數字的故事

第五章 關於數字的書



第二部分：現實的印記

第六章 時間陷阱

第七章 你無法測量自由

第八章 精準悖論

第九章 答案是非賣品

第十章 現在該做什麼？（唯一重要的事）



第三部分：一切皆有可能

第十一章 沒有時間思考

第十二章 愛的方程式

第十三章 茉莉團

第十四章 無限的康普茶

第十五章 哈利波特的真實故事

第十六章 如何搔自己的癢

第十七章 永遠感到納悶

後記：無限的以後

誌謝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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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摘錄）



　　精準悖論



　　我要用一種可能跟你讀過的大多數書稍微不同的方式，來開始這本書。這確實不同於我所寫過的任何一本書，這是一本我一直想寫、但終究沒有寫成的書。這本書在談一個我自認極為符合我的專業與優勢的主題，而且我相信它將是我所創造過最好的東西——我職業生涯的巔峰之作。我的出版商樂見其成，還給了我一筆可觀的預付款，於是，我在二○二○年五月開始動筆。



　　結果，沒有一件事如我所規劃的那樣，那些最初的想法再也無法使我發癢。因此最終，我寫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東西。在我說明此事發生的原因前，我想先讓你知道最初設定的那本書，因為它對於理解我最後為什麼改變十分重要。請別以為我在要求你讀一個未完成的東西，因為它確實完成了：此刻你正在讀它。而且，我至今仍然相信，你即將在書中讀到的每一句話都是完成品，差別在於，我比剛開始寫的時候更深刻地相信它們。因此，我最終寫出了一本和預期中不太一樣的書。那麼，我們開始吧。



　　這是本書該有的樣子，更確切地說，它也只能是這個樣子。在寫了這篇引言後，我明白我做錯了什麼。



　　《精準悖論：我們的執迷於測量，如何導致常識的衰退。》



　　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人以為能夠測量一切，而另一種人知道辦不到。前者從後者手上奪取了社會的決策工具，而且一直緊握著這項工具，並且獲得了權力——如果主事者認為測量的重要性高於它應有的程度，那麼，測量的重要性就會被高估。我們將太多集體決策的控制權交給那些自命為「專家」的人，他們在注定一無所獲的地方，也就是大量的數據資料中，找尋對人類極其重要的真相。



　　當你數算東西，你會得到什麼？一個數字，當然。這個數字裡包含了什麼？除了它本身，什麼也沒有。數字永遠是對的嗎？這個嘛……你請三個人去計算某個柴堆的木柴數量：



　　甲：「柴堆裡有二百根木柴。」



　　乙：「柴堆裡有一百九十八根木柴。」



　　丙：「我沒空數，所以我把前兩個推測平均起來，視為一九九根木柴。」



　　有沒有可能，其中一個數字是正確的？是的，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這三個數字都是正確的？當然不可能。



　　有沒有可能，沒有任何一個數字是正確的？絕對有可能，尤其考量到第三個人甚至嫌麻煩而設法透過了數學——將兩個數據加以平均——來得到一個解答，而非尋求直接的體驗（去數算木柴的數量）。



　　因此總結來說，某個數字可能包含了真相，也可能不包含真相，得視情況而定。不僅如此，我們都知道，從事計算的人在討論的方式及數字的重要性上發揮了極大的權力，即使他們並沒有掌握真相。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對的，可以理解的是，每個人都傾向於認為自己說的話是帶有真相分量的事實，即使這些事實是錯的。我們隨時都在這麼做，但有個問題：到了某個時刻，我們開始將「事實」與「真相」混為一談，久而久之，我們逐漸相信數字不再只是表明了事實，也表明了真相。此外，我們賦予數字高於文字的資格。



　　有些人處理真實的人和真實的事——我們稱為專業人士；也有些人處理我們所產生的數據，並試圖記錄下來——我們稱為專家。專業人士處理現實，而專家處理現實的模型。我知道還有其他類型的專家，但如果你翻開二○二一年的報紙，當他們提到專家時，其實是指分析師，而分析師負責數算東西。想想：在二○二一年，如果你願意花時間數算東西，就可以稱自己為「專家」。連三歲小孩都會算數，然而，要幫助三歲小孩了解他們到底在算什麼，則需要一個知道如何使用他們語言的人。



　　算數者想做的是：測量和評等一切的事物。



　　是這裡或歐洲，有更多的人命在旦夕？



　　所有這些死亡要花費多少成本？



　　史上最昂貴的病毒是哪一種？



　　民調對於那個數字有何看法？



　　我不只在談新冠疫情，我也在談一切的事物。我們之所以無法停止計數，原因是計數比理解更容易。但是，真相藏在事物的本質中，如果我們想知道某樣東西有多少個，那麼計數通常就足以應付了，前提是，我們能對在數些什麼東西達成一致的意見，然後對計數本身有一定程度的共識。然而，問題不在於有多少個？而在於為什麼？你有多常更新你的數字並不重要，它們無法回答你的問題。數字唯一包含的東西就是它們本身，此外別無他物。



　　儘管如此，我們繼續不斷地測量和數數，想藉此回答那些不能被量化的事物的問題。什麼是人的價值？專家要我們用數字彼此評估：我們的年度銷售績效、我們的智商，或我們的網紅等級……然而這些數字絲毫不能說明我們真正的身分，或者釐清使得我們成為「人」的是哪些事情，例如覺知程度或態度，或者換個方式來說——我們的心境。唯有透過覺察你的存在，才可能獲知真相或絕對的現實。但關於覺知，並沒有精準這回事，因為覺知不是一種思考，無法被任何心智過程所理解，它完全存在於智能領域之外。



　　量化的世界觀



　　我們牢牢地被困在對精準的執迷之中，而精準的源頭是數字和量化的世界觀。在多數情況下，精準是一座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對於某些事，我們可以講求精準，包括身高、年齡、每隻手的手指數量或房間裡的人數，但有些事我們無法做到精準的理解，例如直覺、心情、和諧度或人們做各種事情的理由。還有，一旦你測量了某件事物，如同理論物理學家海森堡告訴你的，你已經放棄了它的來龍去脈，當你確定了位置，你就失去了對速度的掌握；當資訊變得去情境化，你對它的理解就流失掉了。



　　這種情況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捷克經濟學家塞德拉切克（Tomas Sedlacek）認為：現今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特色，或許是從強調「為什麼」變成了強調「如何」，他寫道，「這種變化可以說是從本質到方法的轉變。科學時代試圖將我們的周遭世界去神秘化，以機械、數學、決定論和理性的外衣來呈現，並摒除那些無法憑藉經驗來證實的自明之理，例如信仰和宗教。」從「為什麼」到「如何」的轉變，也是大多數人變老時會發生的事：兒童想知道為什麼，而成年人想知道如何。



　　說到試圖量化那些不可量化的事物，社會科學家特別應該被究責。一個世紀前，他們為了得到眾人的敬重，給自己穿上了科學方法的外衣，此後我們一直聽到團隊合作的百分比，以及樂觀估計平均數之類的胡說八道。我們為何不停下來處理這些荒謬的測量行為？因為我們太忙於透過計算來打通啟蒙之路。但是，數字並不是解開存在之謎的辦法。



　　就這個層面而言，數字同樣無法解開新冠病毒之謎。如果你光是數算新冠疫情所引發的事情，那麼你只是在描述表象，沒有深入理解重點。沒有人需要被告知這個病毒是什麼——它是殺手。再者，所有專家似乎都是在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事——這裡有多少人被感染、那裡有多少人死亡、病毒如何傳播等，但我們應該瞄準的答案是此事為什麼會發生，那是我們能做出有意義決定的唯一辦法；同時，不只是關於如何做出反應，更關於我們如何預防新冠疫情的再度發生。我們需要問為什麼，才能去理解，而非只是描述那些所遭遇的事。事實是，我們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而儘管我們擁有數量驚人的專家建議，卻可悲地無法了解它。



　　不過，本書不是在談新冠病毒，而指涉了更寬廣的事。這本書在談奇蹟。什麼是有史以來發生過最神奇的事？對每個人而言，最天大的奇蹟就是我們存在，沒有這個奇蹟，就什麼也沒有。因此，存在是個重點，但關於存在的這個狀態，你無法數算或量化它，它在不停地改變中，它是一種變遷。



　　關於活著，現在和將來都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精準地說明，但我們卻數了又數。我們冒著失去什麼的風險？我們已然失去了什麼？答案幾乎就是我們的人性。人類發明了數字並迷戀這個創造物，人類想要測量一切，忙著計算事物的本質。讓我換個說法：我們沉醉在打造機器的成功中，開始試著打造靈魂科技，而這麼做就是冒著失去靈魂的風險。



　　我沒有興趣重申由來已久的品質與數量之爭，我感興趣的是現代生活核心中的悖論。例如大家可能都同意：快樂比有錢好。但我們對於測量的執迷導致了我們設法去計算品質，近來此類事物的典型諸如荒謬至極、可以被量化的「快樂科學」，以及製造滿足感的龐大產業。



　　我們試圖利用測量來回答的問題包括：



　　我是誰？



　　我為什麼在這裡？



　　什麼事使我快樂？



　　我們越是想利用測量來回答問題，越是忽略了真正的本質。當我們設法仰仗計算來達成結論，就會出現太多無法調和的變數。人性包含了太多的層面，這些層面與我們所珍視和無法控制的事物有關，多到不可能塞進一個公式裡。如果我們想得到一切問題的答案，我們需要從我們一貫依賴的測量中抽身，試著以不同方式來理解現實。



　　近年來，情況變得明朗，我們以為是真相的東西，並不像許多人以為的那般不可動搖，那是因為真相位於我們的思考範疇之外。測量者或許能數算出我們有多少個人，但無法為唯一的真相（亦即存在狀態）標上一個數字。這個真相取決於我們自身，而答案不是一個數字。我們不能也不該用我們難以理解的心靈，去換取簡單計算人口數量的效率。前者是我們的一切，而後者只是一種方法，一種用來描述表象的貧乏方法。



　　長久以來，我一直認為我們將太多的社會控制權放在極小範圍內的一群思考者——分析師——手上，這麼做已經剝奪了我們豐富的共同生活，因為這些分析師以為我們能靠測量獲得真相，但真相並非一個數字。



　　客觀和真相



　　再者，我們混淆了所謂的「客觀性」和「真相」。如同多數人的理解，客觀性只不過是個過程罷了，也就是我們測量、測量、再測量，忙著致力於無節制發展的一個過程，這麼做的同時，我們用智慧交換精確，用人性交換數學化。就如同我的朋友溫克（Chris Wink）——藍人樂團（Blue Man Group）的共同創辦人，以及拉斯維加斯溫克世界（Wink World）背後的策劃者——所描述的，我們陷入了瘋狂的「統計淫」（“statsurbation”）。



　　想想「量化的自我」這個概念。在缺乏意義和目的性的自我提升文化中，測量給了你一個目標，告訴你可以靠測量獲得更好的生活，這種想法相當適合這個機械化、簡化和分析的世界。我們不停測量各種進展，銷售主任賣給我們指路明燈，幫助我們解釋自我，而他們也在我們數數的同時獲利。那些用來描述自我的數字，讓我們覺得好像掌握了控制權，其實不然。數據資料讓我們倍感壓力，我們在不該干預時進行干預，然後倚賴提供數字的人提出解決方案，以處理被數字創造出來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我們沒有更靠近答案。我們用測量、比較、縱向研究和預測，混淆了我們自己。所以，我們需要停止計算每一件事，並開始注視它們。我們需要停止計算生活，並開始過生活。我們需要減少測量已經發生或可能發生的事，而將更多注意力放在此時此刻正在發生的事。如果我們能保持專注於此時此刻，那麼剩下的部分便不勞我們費心。佛陀說：「智者訓練其心，每次只關注此時此刻的一件事。」我同意他的說法。



　　關於上述內容，我希望讀者至少有一部分能點頭贊同。我們如何走到眼前這一步？我們之所以走到眼前的這一步，是因為數字改變了世界，人們在硬科學的幫助下學會了控制周遭的物質環境，看似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了。但我們對數字的依賴已然失控，我們誤信科學方法能獲致真相，導致我們將量化擴展到那些不屬於它們的領域。我們越是相信數字能描述超出數量範圍以外的事物，越是在欺騙自己可以掌握確定性，但情況並非如此。



　　「確定性」是一種假象，因為我們唯一能確定的事，就是無限。意思是，它是無窮無盡的，我們絕無法憑藉計算搆著它的輪廓，以及我們自身的存在。此刻你存在，接下來的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因此你是無限的，你就是宇宙。



　　我不是出身於某些反數學的詩意領域，我最早喜愛的智力活動與數量有關——編碼、化學、微積分。我從前研究金融，因為我被它的數學基礎所吸引，現在我迷上偉大的阿根廷詩人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他的小說建立在哲學、數學和邏輯的基礎上。不過近年來，我對數學的喜愛已經轉變成關切數學化的問題，我寫過兩本書，一本是《你所不知道的麥肯錫》（The Firm），寫的是關於麥肯錫公司的運作，另一本《金色護照》（The Golden Passport）寫的是哈佛商學院，這兩本書都對日漸支配我們社會的分析力發出了警告。資本主義過度吹捧分析力的結果，造成了文化批評家德雷謝維奇（William Deresiewicz）所稱「優秀的羊群」（Excellent Sheep），這個社會現象是說，在錯誤的教育下，一群計算能力不輸任何人的菁英，卻像無頭蒼蠅那般汲汲營營，這理論在探討遇到重大問題時，我們如何進行批判性和創意思考，以及如何找到目的感。



　　菁英份子偏好看績效，因為績效比較容易測量，而且會出現可預測的結果，這代表我們不去找尋旅途中的滿足感，反而專注於目的地。還有，當我們給予目標過高的優先順序卻未達成，我們會因此沮喪，甚至可能降低目標。如果再度沒有達成目標，那更是陷入了深淵。可以說，我們最常見的失敗經驗，直接源自於那些我們用來測量自己的數字。換言之，你原本不知道自己出了問題，直到有人（或許是你自己）告訴你，說你沒有達標。



　　別誤會我的意思：測量狂熱對我們一直是有價值的，硬科學讓大自然在無數方面為人類屈服，還有，統計學家將人類從以猜測為基礎的生活中解救出來，推進到以預測為基礎的生活；測量的確在許多領域帶來了巨大且持久的正面效應，從為天氣作準備到安排火車班次。然而，當我們執迷於給「未來」安上某個數字，就脫離了「現在」，即使我們沒有做著關於明天的夢，也不停地與數字牢牢綁在一起，讓當下就這麼溜走。也就是說，試圖測量，扭曲了我們的真實經驗。



　　換言之，一旦我們面臨需要加以理解的處境，而處理方法是進行測量，那麼，很可能我們從中唯一學到的東西，就是測量的結果本身。如果你將測量結果誤認為答案，你會忽視掉對真相的追尋。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特定處境——這件事為何發生？——還有最終的提問——我為什麼會存在？光憑一個數字或一串數字，都不足以回答上述問題。就像作家希爾（Nathan Hill）說的：「看清自我是一輩子的功課。」



　　本書主旨在成為一部智力的測量史，它將記錄我們如何透過數字，以固執（且徒勞地）期盼能出現一個黑白分明的世界作為動力，在誤導下對於確定性的追尋。一路上我們從設法了解自己到設法控制自己、使自己趨於完美和進行自我分類，這麼做的同時，我們創造出極為強大的某種正統和觀點，多數人甚至無法看見那些背後被建立起來、用以支撐的假定和設想。我們是我們所設計出來的體制中——許許多多的體制——的囚犯。



　　只是，我們要弄清楚，這不是一個現代才發生的問題，我沒有將它的根源追溯到社群媒體，也沒有追溯到演算法，後者是我們現代科技生活的構成基礎。確切地說，這是許多個世紀以來，人類在智力方面的主要追尋。西方思想界的早期主角之一柏拉圖認為，我們可以利用某種正式而抽象的方法來計算倫理學，但亞里斯多德在檢視了所有涉及在內的人性變數之後得到的結論是：數學上的精準（在倫理學領域）純屬妄想。所以，我們老早就在爭論這個問題了。



　　如果你將目光投往更遠的東方，看向古印度哲學，你會發現一些精妙且仍然切題的論述，指涉了我們精心打造了一個心之牢籠：「我們生活在一個安全的臨時小宇宙，它提供了一個避風港，代價是自我被困在它自己所建構的無知之中。」在凝望過一個無限可能性的深淵之後，我們選擇躲在可以計算的或然性假象背後。在那個長達幾個世紀的爭論過程中，我們做對了許多事，也做錯了許多事，不過近來錯的比對的多。我們搖搖晃晃地失去了平衡，被數字給壓垮。根據我的計算，最強有力的典範轉移發生在資本主義縮緊了對我們的掌控，以及減少了晉升到最高權力等級的人數，這時，為了測量而測量開始變得普遍，留下來的是如今被視為「進步」的尾巴搖狗現象。



　　資本家拼命的量化一切以找尋充分的獲利機會，導致我們被禁錮在一個以數字為基礎的現實中，但，那不是真的現實。當我們需要理解某事，我們的直覺是先測量它，然後再建構出理解，並策劃一些行動，這些行動無不以我們如何操縱那些被測量的事物，或以測量本身為重點。這樣的體制低估了所有無法被測量的事物，也不利於那些數學傾向較低的事物，還有最重要的是，它限制了我們全面了解自己的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