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版序
二○二二年初，我從香港搬來台北。搬來不久後，我與一名來自美國新聞機構的年輕記者喝咖啡。她曾短暫地在北京工作，但因為中國的COVID疫情管制措施，返回中國的申請被中國當局擱置，無法入境。她詢問我對於「在中國境外報導中國」有什麼想法，也想知道如果她的夢想——成為常駐中國的記者——無法實現，對於他的職涯有什麼影響。早期西方記者也曾被禁止 進入中國大陸，這一代代的前輩為此發展出「中國觀察」的技術，我能做的只有鼓勵她磨練這種的技能，並希望事情最終會改變。不久後，她被派駐東南亞，離開台灣，她當前的報導集中在「中國在其境外的活動」。基本上，她已經放棄返回北京的希望了。
對我來說，她的故事反映了國際媒體記者在報導中國時面臨的挑戰，這也是《中國任務》的主題。當前中國與美國的關係急劇惡化，與鄰國和幾個主要貿易夥伴之間的關係也日益緊張，這幾十年來促使中國崛起的「改革」與「開放」政策，也開始出現逆轉；因此，深入報導當前中國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
然而，在這個關鍵時刻，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正在「向內發展」，日益將自己隔離在世界之外；自一九七六年毛澤東主席去世以來，當前的中國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孤立和停滯。中國在二○二○年驅逐了不少美國記者，拒絕核發更加大量的記者簽證，並對所剩無幾的記者施加更多限制，這些都如同一個美國雜誌標題所描述的現象：中國大關門。
這些政策的影響令人深感擔憂。對於國際社會中的新聞消費者來說，他們失去了充滿細節的 實地報導，這些報導可以讓人體會到：中國由十三億形形色色的個體組成，是個充滿生命力、複雜性，以及細緻紋理的巨大社會。在這個最需要深入理解中國的時刻，中國被描述的樣貌卻變得越來越單一、片面。
新一代的記者們失去了在中國生活、工作的機會。從二十世紀七○年代一直到最近，包括我 在內的記者們都能從底層開始體驗這個國家，但這是二○二二年與我喝咖啡的年輕女士無法體會到的經驗。有時我不禁猜想：國際媒體會不會完全忽視了什麼中國重要的現象，忽視了那些會深刻影響整個國家發展的趨勢與暗流?事實上，因為只有非常少數的記者能留在中國，他們又面臨種種限制，忽視了這些報導當然不是這些記者的錯；但相對的，一般社會大眾、分析師、學者、政策制定者在面對這個崛起的超級大國時，將缺乏了解中國的關鍵資訊。
從中國領導人的角度來看，即使他們總是找機會譴責西方媒體對中國的負面報導，但對外國 記者的限制只會適得其反，漸漸地讓報導難以傳達中國社會的豐富、複雜和人性。在當下的緊張時期，中國對外國記者施行的限制，只會進一步強化西方對中國的負面描述。
基於這種種因素，《中國任務》講述的故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作為一九四五年至 今一代代美國駐華記者的自白，這本書提供了關於中國發展的珍貴見解，以及這些發展如何被報導、被理解(但有時是誤解)，以及這些發展如何塑造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看法。藉由這群形形色色記者們的經歷，我們也可以看到新聞報導本身戲劇性的變化——從二十四小時新聞，到網際網路的出現，以及社交媒體的影響——讓報導中國的記者們在面對中國共產黨的限制之外，還必須克服科技帶來的而外挑戰。
對於美國和國際媒體來說，現在是自鄧小平改革初期以來，最為受限的時刻，我們很難想像情況會有好轉的一天。但回首過往，我回憶起我自己一九七三年第一次訪中，當時文化大革命仍在進行中，美國人在中國仍非常罕見，以至於在瀋陽市的一個大廣場上，曾有上千人聚集在一起，盯著包含我在內的學生代表團成員看。在當那個年代，中國會敞開國門、接受外國投資、引進市場經濟措施、與台灣進行貿易、允許學生出國留學、成為一個富裕的世界強國—— 這一切似乎只是瘋狂的幻想；但這些都發生了，如同《中國任務》中的記載一樣，在記者們自述的故事中，記錄下這段時間內的所有動盪事件。了解他們經歷的事情，能讓我們理解中國幾十年來史詩般的旅程；而他們報導的巨大變化，突顯了中國可能會再次改變，這個改變也許是突發的戲劇性變化，並對全球產生影響——這就是為什麼讓記者繼續擔任「歷史前線的目擊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臺北，二○二三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