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體字版序
香港三聯書店李斌編輯來信邀請我為《中國民族主義新解》的繁體字版的出版寫一個新序，我欣然答應。剛好利用這個機會，向讀者說明一下這本書的寫作背景及其和今天現實的相關性。
其實，作者在寫每一本書的時候總有一個時代背景，書中所呈現的觀點便是作者對這個時代尤其是對這個時代所發生的一些大事情的思考。如果把書中的觀點和這個時代背景分離開來，那麼讀者就很難理解作者為什麼會有這樣那樣的觀點及其這些觀點的意義了。
作者1995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完成有關中國中央地方關係的博士論文。在學術界，一般的習慣就是在博士畢業之後先把博士論文修改成論文或者專著出版，然後再找另一個研究課題。作者也是這麼計劃的，因此也把論文寄給幾家出版社進行評審。但是，當時美國中國研究領域的一個被廣泛討論的問題就是中國民族主義。今天國人對西方學界和政策界的“中國威脅論”已經習以為常了。但“中國威脅論”早在1990年代初就已經開始了。所以，在我博士論文收尾階段，我就開始構想一個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項目，當時主要想的就是要“糾正”西方學界和政策研究界對中國民族主義的看法，或者更精確地說，是要提供對中國民族主義的一種不同解讀。1995年，我寫好這樣一份研究計劃書，用這份計劃書去申請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麥克阿瑟基金會”（SSRC-MacArthur Foundation）的國際和平與安全（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項目，並且順利地獲得了研究基金。當時，我想，基金會大概是認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國際和平和安全的高度相關性吧。有了基金會的資助之後，我就寫信給當時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傅高義（Ezra Vogel）先生，說我想去費正清中心完成這一為期兩年的研究計劃。之前我並不認識傅高義先生，但先生馬上回覆說非常歡迎我去費正清中心做研究，說這個研究課題很重要，也可以和哈佛的其他研究者就相關問題進行討論。
傅高義先生的判斷是正確的。儘管人們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具體的事情或者事情會以什麼樣的方式表現出來，但是大家都會感覺到一些事情會發生。1995年，李登輝訪問美國之後，1996年就發生了台海危機。我是1995年9月份到哈佛的。今天依然記得當時美國的媒體對中國大陸的批評甚至無端的攻擊，有些甚至把中國民族主義視為是“邪惡”的化身。哈佛的學者尤其是研究中國的學者每每發表言論都會對中國民族主義加以批評，認為台海危機是中國民族主義崛起的表現形式。台海危機無疑惡化了美國的“中國威脅論”。
台海危機對我的這項研究起到了兩個作用。第一是推動作用。我覺得這個研究課題不僅僅在理論上重要，更具有實踐意義。第二是反思作用。我本來的計劃是想把我對近代以來的中國民族主義的思考“敘述”出來，但台海危機促使我去回應當時美國“思想市場”上各種對中國民族主義的看法和觀點，從而使得我的觀點更具有針對性。
我相信，近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主要是在回應中國的外部環境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具有“反應性”。近代民族主義是西方的產物，更確切地說，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中國傳統表現為文化主義，本來就缺失西方這種民族主義。在中國傳統形式國家被西方近代形式的國家打敗之後，中國的精英才轉向了訴諸於西方式的民族主義。但是，西方的民族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依然格格不入。中國民族主義的本質就是中國傳統國家的轉型和重構，但這個過程必然受制於外部國際環境的制約和影響，因此每當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對內部的民族國家轉型和重構產生重大影響的時候，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就高漲起來。因此，我認為那種認為中國民族主義是針對西方的、是反西方主義的看法是站在西方的立場、而不是站在中國的立場看中國民族主義的。
書稿的寫作不到兩年就完成了。英文稿的名稱是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在中國發現中國民族主義：現代化、認同和國際關係》）。從副標題可以看出這本書是要探討中國的現代化、國家認同和中國的國際關係之間的關係。寄到劍橋大學出版社評審的時候，其中一位評審說，我在書中批評了那種以西方為中心的對中國民族主義的看法，但這本書的書名本身是否也有“中國中心論”的看法呢，並建議刪掉“在中國”這個詞，把書名改成《發現中國民族主義》即可。但我還是堅持了，因為我認為站在倫敦與紐約和站在北京與上海，看中國民族主義自然有不同的視角和看法。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不同，研究者不可避免地會有一個立場問題。即使人們可以排除政治和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但也很受排除文化價值的影響。但有文化價值的影響並不是說研究者不能做到客觀。如果光有一個立場，那麼研究就會充滿偏見與謬論；但如果在立場的基礎之上有豐富的經驗材料，那麼就會呈現事實與真相。近代社會科學因此都是實證的和經驗的。
英文書在1999年出版。20年之後，東方出版社出版簡體中文版。編輯覺得原書書名過長，因此建議改成《民族主義新解》，我也同意了。但這個“新解”是針對西方學者對中國民族主義的看法而言的。
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歷史總是以相似的方式再現。近年來，美國急速改變其台灣政策，已經導致了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美國眾議院院長佩洛西竄訪台灣造成了新一波台海危機。中國民族主義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我對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觀點依然沒有變化，這次台海危機和上次台海危機中，中國民族主義的表現和性質並沒有什麼不同，中國人的民族心理結構並沒有什麼變化。
藉這次繁體字版的出版，想強調的一點是，中國民族主義是中國國家轉型和建構的內在部分；只要民族國家的轉型和建構在繼續，民族主義不就會消失。對國人來說，我們需要的是理性的民族主義，即一種可以轉化成為制度的民族主義，而非簡單的情緒表達和非理性的民族主義。
鄭永年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
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
2022年8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