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新聞傳播、兩岸關係與美利堅：台灣觀點

自序(節錄)

　　「新聞」一詞，最早可能是出現在唐朝。兩岸具有「現代新聞」意義的連動，最早可能起於1870年代。

　　根據溫禎文的考查，上海《申報》在創刊那一年底，報導前一年（1871）發生在八瑤灣（今日屏東縣滿州鄉港仔村）的船難事件，登陸的琉球人有五十餘位遇害。《申報》刊登該則新聞的同時，另有按語，指這是否事實，「未可知也」。這個按語引來讀者質疑報社，「不敢保證其真實性」，顯見沒有查證。當時，《申報》想要從官方探知真偽，「難如登天」。過了一年多，原本與日本無關的屏東海難，成為東瀛覬覦台灣領土的口實。當時，明治維新啟動不久，日本的「征韓」派失勢，「征台論」取而代之，日人利用美國人李仙得「番地無主」的謬論，執意派兵入台。這時已是1874年4月，《申報》記者於是來台，並在報頭說明，這次派遣專人赴台，是要藉機宣告自己的「新聞最為詳盡」。

　　依照此說，「採訪記者」（特派員）在中國出現的較早（甚至也許是第一個）例子，起因於後來演變為日本首次發兵侵台的「牡丹社事件」。

　　兩岸新聞業的發達，相去千年，但民間新聞得以後來居上的原因，基本相通。

　　新聞史學者朱傳譽曾有專書，指出在官辦的邸報之外，宋朝已經另有民辦的「小報」。業主出資聘請專人，向接近皇帝或其他「消息靈通人士」打探，「小報的每一條消息，都是靠採訪而得……小報有了專任的記者」，如「內探」就「相當於今日跑總統府的記者」。這些小報的內容有兩大特徵，頗能牟利。

　　一是「人情喜新而好奇」，尤其是在外患入侵，民眾想要知道時局政情之際，就會有小報「打破官方新聞限禁，迎合與滿足民眾需求」；雖有外患，宋朝與先前的唐朝不同，宋朝已是「夜禁鬆弛……到處商鋪……夜生活豐富……遷徙自由」。二是小報以誇張不實或聳動說法，作為廣為招來的手段，舉凡宮廷祕辛或名人八卦，不是口語謠言，而是白紙黑字，就在小報版面刊登，甚至出現假造詔書，抨擊在朝擔任宰相前後17年的「蔡京……公行狡詐，行跡諂諛，內外不仁，上下無檢」。

　　小報為了牟利而衝擊權威，朝廷自然採取多方手段，試圖禁止其發行。看小報被抓流放五百里，有人告發看小報，賞以銀兩。但殺頭生意還是有人做，小報屢禁不絕，存在長達兩百多年。唐朝的「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的「新聞」，並無貶義。但是，最慢至南宋1236年，已有著作指小報的內容多有「洩漏之禁」。報人只好「隱」小報之名，轉而「號之曰新聞」；至此，「新聞」二字等同於「小報」刊登的內容。這個時候，「新聞」的中性乃至正面形象，形同受累而成為貶抑之詞。

　　宋朝之後，華人社會的這類報刊，略可比擬但也不可同日而語的，包括1950年代初，創刊在台北市的《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兩報從1960年代中後期起，以渲染「社會新聞」逐漸使官營報紙失去主導地位。從1970年代開始，它們大放異彩二十餘年。在這個階段，我國從1970至1989年，年均經濟成長率逼近10%。兩報在1980年代初由美國稽核組織背書，相繼聲稱發行量達百萬，直到上世紀中後期、乃至本世紀初，兩報仍執言論之牛耳。陳飛寶教授來台訪談取得之資料，指兩報集團的海內外員工最高曾有六千與四千多人，即便兩個數字難以核實而可能需要打個折扣，規模仍很驚人。李金銓教授在本世紀初受訪，認為戒嚴年代的我國，《自立晚報》之外，位居主流的兩報迄至1990年代的二十餘年間，「開闢論壇、專欄灌輸民主價值」，對台灣有「莫大貢獻」。

　　電視在解嚴前的新聞表現，比較乏善可陳，儘管台、中與華視（三台）派駐海外的特派員與地方記者人數，如果比較現在的24小時新聞台，可能還是比大多數頻道，來得多些。我國約有十個全天候電視新聞頻道，電視記者的總人數雖多，分配到的資源卻少了很多；南韓與英國人口及電視的收入，數倍於我國，但南韓24小時新聞頻道僅一個，英國是兩或三個。這就使得我們的電視記者，若要施展所長，並不容易，即便記者仍在努力，讓人想起一百餘年前，韋伯（Max Weber）所說：「值得吃驚的，是在這些情況之下，這個（按：記者）階層中居然還有許多可貴的、道地的人存在。」就此理解，中視董事長鄭淑敏1999年在報紙刊登的付費評論，令人讀之心有不忍。她控訴，「商業競爭已經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每日節目收視排行……使已經惡劣的電視生態雪上加霜……令所有的電視人變成『蛋白質』（笨蛋：相信節目排行榜有意義，白癡：去附和追逐節目排行榜的爛規則，神經質：成天為節目排行榜雞飛狗跳）的行徑。」

　　往後，電視新聞的激烈競爭以及名嘴現象，並未減弱，反而加強。這是因為，電視新聞資源分散在前，記者的工作條件已經無法合理，其後，又隨著影音科技平台�社交媒介（如谷歌與臉書……）的出現，廣告主更是「移情別戀」，傳統媒介收入銳減，記者的處境雪上加霜。從2010至2020年，我國GDP增加超過四成，但上百電視頻道的廣告收入，從261億減少至176億；報業更驚人，由120億陡降為14億，兩報的路線與品質分道揚鑣，新興的第三家報紙旗幟鮮明。曾有《看》雜誌在這段期間調查，發現七家新聞頻道及四家無線台的新聞時段，「三器」新聞的比例平均高達43.4%，亦即記者的消息來源或取材對象，將近一半來自「網路瀏覽器」、「行車紀錄器」與「街口監視器」。電視新聞使用三器，也許無法全免，但比例如此之高，違背專業的要求；唯一沒有出現三器的電視新聞，是遲至1998年才在我國誕生的公共電視。

　　公視不使用或較少使用三器新聞，主要原因，來自公視的成立宗旨，以及隨之而來的制度支持，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是公視相對必須、也能夠提供相對合理的「資源」，缺此，新聞記者的專業難有棲身空間。這個專業內涵，取決於「公共服務」的實踐，不是、無法也不應該如同醫師、律師等等專業，不宜通過政府或公會的檢測，核可其專業資格。實踐的成果不是檢驗信念的唯一標準，但最重要的標準，包括實踐的成果。

　　據此，提供資源讓記者專業得以發揮的較大空間，應該就是「公視」。或者，既然技術的變化天翻地覆，在手機、互聯網、串流與AI的年代，公視更準確的名稱，會是「公共服務媒介」（public service media, PSM）。這個專業表現於我國在內的所有國家，有一共同指標，亦即PSM提供的新聞，由於儘量恪守平衡而不偏倚的報導原則、理解新聞自由的真諦就在接納異端而不能只是鞏固同溫層，PSM在各國都得到較高的信任。當然，「此地不是佛國，不是滿街聖人」，這是很不完美的世界與傳播環境，PSM的報導與評論仍有性別、國家或民族、階級等等面向的偏差，遇有戰爭爆發，甚至會出現嚴重的失誤。惟若能給予總體評價，瑕不掩瑜的形容，也許不算離譜。

　　因此，已有國際組織，認定PSM是矯正「假新聞、不實資訊」的一帖良方；PSM愈是壯大，也就愈是能夠舒緩不實資訊對人心與民主的騷擾。始自2016年底，隨著美國總統大選，不實資訊的問題從美國往外溢散。至2017年3月，已有四個國際組織就此提出建言，題名是〈表意自由、假新聞、不實資訊與宣傳的聯合宣言〉；他們是聯合國的「表意自由特別報告人」、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的傳媒自由代表、「美洲國家組織」的表意自由特別報告人，以及「非洲人權委員會」的表意自由與近用資訊特別報告人。四個組織聯袂呼籲，表示公權力所當採取的六項重點工作之一，就是「國家應該確保強大、獨立與資源充分的公共服務媒介之存在，PSM有其清楚的職掌，就在服務所有公共利益，就在設定與維持高標準的新聞事業。」如果存在大規模的PSM，並且使其成為市場領導者，又有法規的要求，則私人產權並且以廣告為主要收入來源的電視頻道，同樣也必須服膺公共服務的角色。此時，民間商業傳媒既是依法，同時也尚有財政能力，必須、也可以遵循新聞務求平衡與不偏倚的準繩。在歐洲若干國家，公共產權且不取廣告的PSM角色重要，它們是影音新聞的主要供應者，並且也能主導市場；在這個前提之下，不少歐洲國家也有法律規範，要求「私有且播放廣告」的廣電，也要符合PSM的要求。雖然，歐洲的這個體制無法高枕無憂，是經常枕戈待旦，隨時都在警戒，務求維持這個空間於不墜，而最好是還能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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