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章開沅
我不是宿命論者，但我相信人生確實有某些緣分。我與日本宮崎家族就有緣分，看似偶然，實寓必然。我從小是個書迷，曾在父親書房中看過中譯本的《三十三年落花夢》，當時我已讀過《隋唐演義》之類的武俠小說，覺得宮崎滔天很像那充滿浪漫色彩的虯髯客，對中國如此熱心，仗義支援孫中山。長大以後研究辛亥革命，我更增進了對於滔天一家的了解。
1966 年我被借調到北京，參與籌備紀念孫中山誕辰100 週年學術研討會工作。有一天外事部門突然打來電話，說是宮崎家世民與龍介在機場候機回國，臨行前想與我見面有所商談。我立即乘車前往，但不幸路途堵塞，及至趕到機場，飛機已經起飛，可說是失之交臂。至今我還弄不清他們為什麼要與我見面，很可能是有若干歷史文獻打算捐贈，因為我負責這方面的徵集工作，聯繫面比較廣泛，連「四大寇」尤列的兒子都從加拿大來信。不久文革爆發，十年蹉跎，根本未曾想過能與宮崎家族成員相遇。
但是在1978 年春，黃興遺腹女德華與丈夫薛君度回國探親，約我一同前往長沙看望其長兄一歐。正巧一歐住院療養，熱情暢談辛亥前旅日往事，提及曾寄居宮崎家，其時滔天經濟異常困窘，靠演唱「浪花節」為生，寧可讓自己的兒女吃粗糧，也要保證一歐吃大米。說到深情之處，老人泣不成聲，但臨別時又興致勃勃地摹仿滔天演唱「浪花節」片段，這又重新喚醒了我對宮崎家族的敬重與癡迷。
不久，日中友協（正統）奈良縣本部名譽會長北山康夫教授來我校（華中師範大學）訪問，他也是辛亥革命研究者，並且對宮崎滔天有濃厚興趣，回國後託專人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滔天主編的《革命評論》贈送給我。
我深受感動，立即在《人民日報》發表〈只教文章點點血，流作櫻花一片紅──宮崎滔天與中日友誼〉，初步介紹。文章篇幅很短，未想到卻引發日本學界與宮崎家族的注意。
1979 年深秋，我有幸應邀訪問日本，在東京大學田中正俊教授引導下參觀東洋文庫，順便複製了宮崎滔天與梅屋莊吉檔案文獻兩套微縮膠卷。隨即又訪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小野川秀美教授雖已退休，但仍然邀我深夜長談，詳細介紹1970 年以來編輯出版《宮崎滔天全集》的經過，並贈送一套（共五卷）。同時也介紹了上村希美雄、渡邊京二、麥田靜雄等學者對於宮崎滔天及其家族的研究論著，建議我與他們加強聯絡。隨後狹間直樹教授又陪同我前往熊本參觀滔天故居（已作為孫中山紀念館；趙軍注：該紀念館現在的正式名稱是「荒尾市宮崎兄弟資料館」）與宮崎家墓，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日本民間學術團體「滔天會」密切關注我的熊本之行。1980 年春，滔天孫女蕗苳在藤井升三教授陪同下率團前來華中師大與我懇談，並參觀武漢的辛亥革命遺址。我與蕗苳一見如故，從此成為海外知己，共同推動中日友好文化交流，特別是對於宮崎兄弟的研究。
萬事齊備，只缺東風。東風者何？人也。當時我招的第一批研究生中大多是學英語，連我自己也不通日語，手頭這一大批日文資料難以利用。幸好其中趙軍尚有日語基礎，是他知難而進，毅然選定「大陸浪人與辛亥革命」作為研究方向。當時師範院校經費支絀，連縮微膠卷閱讀器都沒有。他只有用電筒和紙盒製作自己的「土閱讀器」，勉強辨認這些寶貴資料。皇天不負苦心人，1981 年10 月，他居然寫成第一篇論文〈試論宮崎滔天與「支那革命主義」〉，在紀念辛亥革命70 週年國際學術會議上公開發表。由於視野廣闊，資料翔實，條分縷析，闡析精審，贏得中外學者廣泛好評，成為報刊比較看重的辛亥革命研究者的年輕俊彥。
最為令人感動的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島田虔次、狹間直樹諸教授及時支援，我們才有可能送趙軍到日本進一步深入研究這個課題。人文科學研究所從一開始就把我當作「自己人」（竹內實語），狹間直樹家宴時，甚至讓他的小兒子高呼「章開沅先生萬歲」。趙軍去後受到這些前輩無微不至的關懷，他們從生活安排、語言訓練到攻讀必要課程，都做了周密安排，花費的精力甚至超過自己的學生。當然，趙軍也沒有辜負大家的熱切期望，終於寫成質量較高的博士學位論文，贏得中外學者的好評。此文在1991 年曾由中國大百科全書付梓問世，但美中不足的是誤植之處較多，且未經作者親自校閱，又做過較大刪節。現經作者認真修訂完善，想必能夠成為傳世佳作。
作者離國多年，但仍極為熱愛祖國，更為關心母校，經常為華中師大提供許多助力。特別重要的是，在他的熱心聯絡下，我們不僅與宮崎家族保持將近三十年的密切交往，而且還與梅屋莊吉的後裔也成為海外知交，共同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貢獻。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宮崎滔天家藏文獻》及時出版，梅屋莊吉遺存文物在武漢舉辦展覽，都是我們共同營造的碩果。
我很高興地看到，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幻，在日本都有那麼多朝野友好人士，始終努力維護日中友好，而且是一代又一代人相繼崛起，譜寫新的歷史篇章。天寒歲暮，然而心潮澎湃，東亞繁榮，前程如錦，有厚望焉。
章開沅 2019 年冬於武昌實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