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回憶的餘燼》：記憶之書，總是一本無盡之書。

文�黃以曦



　　「世界上有客觀時間，也有主觀時間，後者戴在你手腕裡側，靠近脈搏的時間。而這種個人時間才是真實的時間，是根據你與你回憶的關係來衡量。所以，當這件怪事發生時（也就是有這些新的回憶突然湧現時），那彷彿，這一刻，時間逆流了。就像是河水在這一刻，逆流而上一樣。」——《回憶的餘燼》



　　「記憶就是認同……你是你做過的事。你做過的事就在你的記憶，你所記得的定義了你是誰。」——朱利安．巴恩斯



　　《回憶的餘燼》是朱利安．巴恩斯二?一一年出版的小說，這是巴恩斯第十一部作品，也是他繼《福樓拜的鸚鵡》、《英格蘭，英格蘭》和《亞瑟和喬治》第四次入圍布克獎決選；本書曾於二?一七年改編為同名電影，中譯片名為《回憶的餘燼》，由吉姆布洛班、夏綠蒂蘭普琳主演。



　　故事以老者托尼以第一人稱敘述：六?年代，正在讀高中的托尼和兩名要好的同學喜愛聚在一起聊書、聊女孩，隨後，一名轉學生艾居恩加入了他們的小圈圈。艾居恩博學且擁有不凡的氣質，托尼雖沒有說出過，心裡卻將艾居恩看為喜愛又敬佩的對象。托尼認識了個女孩，情竇初開的他墜入苦戀，但這個獨立又冷靜的女孩始終與她保持著距離，兩人的戀愛無法符合托尼的熱切渴望。一次聚會中，托尼把女友介紹給好友們，卻在不久後，先被女友分手，再被告知艾居恩和她已正式交往。托尼把情緒收在心裡，不久卻傳出艾居恩的自殺。



　　……畢竟是中學時代的往事了，無論知道艾居恩自殺的那一刻有多困惑，也都在歲月裡慢慢過去了。將近半個世紀後，已退休且離婚、小孩成年了的托尼，意外收到一封信，促成了和後來不曾再聯絡過的前女友的重逢，以及更重要的是，拿回一封他當年寫給艾居恩的信。



　　一封托尼不記得自己寫過、甚至不相信是由自己寫出的信。就此改變了托尼的人生。精細地說，是改變托尼對自己的看法。而當你發現自己原來是另外模樣的人，你將不得不以那個全新的自己，重新回溯並詮釋你一度歸檔塵封的生命點滴。



　　人耐心築起的自我世界，無論我們有再多遠見與設防，無論再精細地注入如何的洞察，它仍總是那麼脆弱。我們都有過那樣的經驗，即是對面的人朝我們說來一句話（是的，只要一句話）、接了通電話、瞥見一幅畫面，我們的世界崩塌就可以立時崩塌。這所意味的，通常指被硬拽轉彎的未來，即我們被迫放棄穩當向前的路徑、朝往陌生他方，可《回憶的餘燼》提出的，甚至是關於「變更過去」。前者或許需要適應、需要新起計畫，後者呢，卻是抽走了我們所立之地。



　　被變更的過去？被揭發與重新界定的「我」？如此，則過去、現在、未來，將盡是虛妄？



　　《回憶的餘燼》有兩層讀法，第一層是聳動的表面情節，「我一直認為我是個好人，現在才知道我是個壞人」。戳破記憶的建構性，以此對奠定由這個記憶之自我認同做出質疑。對於在此之前較少思考所謂記憶經常是被介入、建構之結果的讀者，這層讀法已然具有相當啟發性。



　　然而，《回憶的餘燼》的精明、巧妙，甚至——狡猾，在於由此繼續觸生的第二層讀法。故事裡，一封早忘記其存在的信，一個不請自來的過去的「自己」，似乎改變了一切；然而，如果這樣就可以推翻那某個形象結實的「我」，其所意味的，恰恰並非將自此刻起，有個新的「我」絕對地取而代之，而是，原來，「我」從就不可能被落定。



　　曾認定的自我，被一封信給取消了；如此，則新浮現的我，不也將隨時被新出土的線索、變換樣貌的故人，給取消置換嗎？然後，就會再有一個我？然後，再一個我？



　　推到更狂野，是否可以說，我，因此真正地自由了？



　　記憶不過是我們說給自己的故事？是這樣嗎？或者這話指的是個開始，而不是結束？起一幢故事大綱，卻得是時間為它附上血肉，反覆刪改，在一處凹陷又在另一處膨脹，交給新的際遇與夢境……直到終有一天它自行棲定在某個樣子。



　　《回憶的餘燼》歷經了艱難的對前個故事的摧毀，但新的故事會怎麼寫呢？被摧毀的情節真不可能捲土重來嗎？

　

　　記憶之書，從來就是一本無盡之書。



極權統治做為一門時間的藝術

文�吳家恆



　　將近十年前，雲門舞集邀請喬治亞的「魯斯塔維合唱團」來臺灣，在淡水的雲門劇場演出。林懷民《流浪者之歌》中令人一聽難忘的雄渾男聲，就是魯斯塔維合唱團所唱。



　　當時我在雲門舞集做事，有機會接觸到魯斯塔維的團員，在私下交談的場合，我問一個年輕團員：「冒昧請教一個問題：史達林是喬治亞人，請問今天的喬治亞人怎麼看史達林呢？」還好，他不覺得冒犯，我鬆了一口氣，而他的回答也讓我有點意外：「有些人討厭他，但也有些人喜歡他。」



　　對我來說，史達林是個謎樣的人物：大清洗、大整肅、大饑荒，都是這個人弄出來的。雖然我並沒有花什麼力氣去了解他，但光是他外貌的差異，就讓我驚訝。一般所熟悉的史達林是領導人的形象，穿著毛呢外套，剪裁俐落，釦子扣到脖子。頭髮往後梳，一絲不苟。上唇留著肥厚的鬍子，跟頭髮一樣茂密。眼睛似乎帶著笑意，但卻猜不透背後的心思。



　　而年輕時的史達林，卻截然不同。頭髮一樣濃密，但像火一樣，瀟灑奔放，難以馴服，年輕史達林長得有點像班．阿佛列克，眼神燃燒著青春的火焰，與掌權之後判若兩人。我不禁好奇，是什麼樣的經歷造成史達林如此的改變？史達林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之所以會冒昧問這個問題，多少也跟蕭士塔高維契《姆岑斯克縣的馬克白女士》的著名故事有關。這部歌劇在一九三四年問世，起先得到很好的評價，史達林在一九三六年一月看了這齣歌劇。



　　這本來是一件好事，獲得好評的作品引起領導人的注意，這可能是作曲家更上一層樓的機會。然而，事情的發展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史達林之後龍心大不悅，《真理報》刊登了一篇名為〈混亂取代了音樂〉的評論，還連發了多篇文字，抨擊《姆岑斯克縣的馬克白女士》。就這樣，《姆岑斯克縣的馬克白女士》就被打入冷宮，作曲家的其他作品也遭禁演或沒人敢演。



　　這件事在音樂史上很有名，即使是沒聽過《姆岑斯克縣的馬克白女士》的人，很多也耳聞此事。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會察覺此事所透出的怪誕與令人費解之處：《姆岑斯克縣的馬克白女士》是成功的作品，也在蘇聯以外演出，英國作曲家布瑞頓稱讚它「從頭到尾都有風格與手法上的一致，其諷刺切中而精彩，沒有一分一秒會讓人感到枯燥」。連國際知名的作曲家都給予好評，這部歌劇到底是哪裡冒犯了史達林，以致要下重手修理？



　　蘇聯已經解體超過三十年，今天的人（尤其是生在民主國家的人）會更難理解，不過就是一份報紙寫了幾篇文章批評，忍一忍就過去了，有這麼嚴重嗎？



　　好奇歸好奇，也沒有心思太去深究，如今，巴恩斯以這個事件為核心，寫成歷史小說，翻成中文超過八萬字，不禁勾起我的興趣：小說家會如何評價這個事件？這是在冷戰鐵幕之後的陳年往事，他要如何進行填補、擴充？



　　巴恩斯自己在〈後記〉中回答了這個問題：



　　蕭士塔高維契對自己的生平有許多說法。有些故事版本眾多，歷經多年建構與「改進」。[…]基本上，在史達林統治下的俄國，真相很難掌握，遑論保存了。甚至連名字都會變來變去。



　　蕭士塔高維契的相關文獻很多，小說家有兩大參考對象，「首先是伊莉莎白．威爾遜層次豐富的經典之作《蕭士塔高維契傳》；其次是索羅門．伏爾科夫《見證：蕭士塔高維契回憶錄》。其他還包括格利克曼的《一段友誼的故事》與阿爾多夫對作曲家兒女的訪談《追憶蕭士塔高維契》。



　　但是，文獻歸文獻，小說家不能也不應以此為限，這一點巴恩斯很清楚，「對傳記作家是苦事一件，對小說家卻是再好不過了。」巴恩斯不用把力氣花在細節的探求與考證上，而是專注於手邊的材料，挖掘背後的可能性，描摹角色的內心活動、動機。



　　巴恩斯要呈現人長期處於極權統治下的變態、壓力下的狀況。許多在小說中登場的人事，人都真有其人，事也真有其事，但是在一個政治深入生活各個層面且後果禍福難料的情形下，事實與謊言界線模糊，真相難以探求。



　　無論就小說的鉅細靡遺或真假莫辨的程度，都令人驚訝。巴恩斯寫得好像他親眼目睹一樣，作為讀者，我必須時時提醒自己，不要把小說當作歷史紀實來讀。而巴恩斯或許無意給讀者他親歷其境的錯覺，因為整本小說集中在三個時間點：一九三六年，一九四八年，一九六?年。三個時間點各自相隔十二年。一九三六年，當然就是屈辱的原爆點；一九四八年，相隔十二年，二戰也結束了，時代進入新階段，但是傷痕猶存，蕭士塔高維契當年的「錯誤」，還是會被拿出來談；一九六?年，史達林已經去世數年，在赫魯雪夫的主政下，冷戰開始出現融冰的跡象，而蕭士塔高維契身為具有國際聲望的蘇聯作曲家，前往美國進行交流。



　　讀者如果沒有特別注意年分，會覺得小說各處的基調是不變的，彷彿演奏的都是同一首交響曲，即使外在環境不斷在變，蕭士塔高維契長年生活在被整肅的恐懼之中，他的周圍和內心，已經像鐘乳石一般，凝固成一座牢籠。巴恩斯無意探討這座牢籠是怎麼造成的，而是讓讀者從各種細節中，看到緩慢累積的過程。



　　音樂是時間的藝術，極權統治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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