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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文

凝視深淵

陳昭如（作家，著有《無罪的罪人》、《判決的艱難》等）

　　我很喜歡德國作家席拉赫在《可侵犯的尊嚴》裡的這段話：

　　「我們希望能有明確的證據，渴望事情一清二楚，毫無疑問，渴望這個世界黑白分明。但現實並非如此，刑事訴訟很複雜，真相只是表面，而且很少是單純的，這樣的真相永遠令人難以承受。到最後，我們只能仰賴刑事訴訟法的嚴謹，來判斷一個人的罪過。這仍舊是我們所擁有的最佳方法。」（出自《可侵犯的尊嚴》（Die Wurde Ist Antastbar）pp.90-91 ，費迪南．馮．席拉赫，先覺出版社，2016。）

　　為什麼席拉赫這麼說？因為現實遠比想像中要來得複雜許多。誰是好人？誰是壞人？誰有罪？誰無罪？任何不在犯案現場的人，都很難確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因此，代表公權力的執法者要剝奪一個人的生命、財產、自由或其他權利，必須恪遵國際公認的刑事訴訟基本原則──無罪推定，唯有所有證據都超越合理的懷疑（reasonable doubt），透過嚴謹的程序與方法證明確實有犯罪事實，才能夠定罪。

　　然而執法者不是神，只是人，既有屬於人的七情六慾，也有屬於人的義憤悲憫，若是囿於個人經驗、確認偏誤、隧道視野、迷信科學證據等因素，很可能會忽略對被告有利、或與控訴不符的證據，讓判斷的天平不自覺地往有罪的方向傾斜。法律圈有一則流傳已久，但很難笑的笑話：「無罪推定就像鬼，聽過的人多，看過的人少」，這就是書名極具反諷意味的《有罪推定》所描繪的司法實務現況，看似駭人，卻頗為忠實地反映了（部分）事實。

　　就創作形式而言，《有罪推定》是一部小說，不過就貫穿全書的主角律師黃粱（不知是否源自唐代「黃粱一夢」的典故，暗喻人生如夢，短暫而虛幻，終將成為泡影）的人設：精研司法心理學，個性軟硬不吃，厭惡權威，偏愛逆風行事，以及部分案例的描述，或許會與作者個人的經驗產生聯想。暫且不論書中的案例是真實、是虛構，或兩者兼而有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故事常以「犯罪動機」作為重心，關切的不是「被告犯了什麼罪」、「他受到什麼樣的懲罰」，而是「被告為什麼要這麼做」、「他到底在想什麼」，這是法庭上鮮少被討論的問題。或許是作者察覺「被告的臉孔」竟是如此神似：失能的家庭，匱乏的教育，貧窮，疾厄，犯罪……就算被告並不是無辜的，全書仍花了許多篇幅描繪黃粱如何積極探索被告在赤裸裸的人性驅使下，終究墜入犯罪的黑洞的過程。因為當律師所做的是有罪量刑辯論，而不是無罪辯護時，更必須知道被告的生命脈絡，進而理解犯行的成因，才有機會說服法庭將他們視為活生生的人來看待，而不只是審判的標的物。這不是刻意「替壞人說話」，而是在維護正當法律程序之內，每個人應有的權益。只是這樣的用意，常被誤認為是沽名釣譽，冷嘲熱諷者所在多有。

　　無論是法院審判或律師辯護，都應揚棄先入為主觀念，才可能接近真相。然而確認真相是何等艱難的事，尤其涉及兒少、弱勢或殺人的刑事案件，就算媒體報導時，行禮如儀地打上「未經法院宣判之前，應推定為無罪」的字樣，在群情激憤，人人喊殺喊打的氛圍下，有時就連形式上的「公平審判」與「正當程序」亦不可得──因為有罪判決既能滿足對正義感的需求，又能簡化對他人痛苦的感受，讓人得以輕率地對待事實。於是證據法則放寬了，無罪推定原則鬆懈了，傾向有罪的判決也就出現了，就如書中有段話是這麼說的：

　　「大多數法院其實不太在意檢方起訴有多少漏洞、達到什麼門檻，更不在意證據取得過程有沒有什麼瑕疵。只要不是明顯刑求留下傷痕，對於自白與證據，司法實務上向來就是穩定採取『證據愈多愈好』的立場──哪怕這些證據可能是透過不正手法取得，有時還是可以將之『權衡』進來，作為法院判決被告有罪的依據。」（p.143）

　　全書不時以戲謔、揶揄的口吻，表達對司法的偏頗失序、媒體的推波助瀾、獵巫的社會氛圍等亂象的不耐與不滿。但再怎麼牙尖嘴利、得理不饒人的字眼，仍掩蓋不了深受職業傷害的黃粱在承辦案件時的巨大壓力及深沉無奈。即使如此，作者仍不厭其煩地仔細梳理犯案者的人生遭遇，期待外界看到的不只是卷證上生冷的文字，而是被告的真實處境與內心世界，訴說司法與人性的掙扎，罪惡與懲罰的煎熬，對善惡與對錯的理解，進而叩問生而為人的尊嚴與價值。

　　犯罪從來不只是外顯的罪行，更有其背後的生命經驗與社會脈絡。不是所有的犯行都是出自惡意，有些是出於無奈，甚至是傷痛，因為無法掙脫受困的命運，於是逐步走入黑暗。或許，世上並沒有真正的惡人，只是任誰都敵不過內心的軟弱，才會一步步墜入有如地獄般的深淵吧。

　　閱讀《有罪推定》的過程可能是不悅的、訝異的，甚至是驚悚的，畢竟書中所描述的諸多情節，在在挑戰著讀者對司法的既有認知，不論是犯罪者、受害者、律師、法官、檢察官，甚至是法律本身，都失去了一般熟悉的定義。但在克服了這些不適的情緒之後，只要是有心之人應會從中得到反省的契機，並思考如何避免不必要的預斷與偏見。

　　唯有凝視深淵，才可能找到救贖，這應該也是作者書寫的原意。至於這些故事是真，是假？或許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

後記

之所以《有罪推定》

　　寫作跟律師工作最大的相似處，在於以下三點：

　　兩者都繫於持續不斷的實踐；

　　盡力到何種地步，只有自己知曉，最終也都必須面對自我的審判；

　　以及，最終必須從實踐中面對不斷的挫敗與（或許）再起。

　　唯有如此，在竭盡全力寫作、辦案、面對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與失落之後，或許很偶爾地會有那麼幾次，實踐者會迎來一點點無人知曉的、專屬於自己的安慰，也多了些動力，迎向下一次的挫折與失落，一直到有能力與自己和解為止。

　　黃粱這樣一個小說人物，以及這本《有罪推定》短篇小說集，便是在這些心境與各種體驗交錯之下所由生的虛構書寫產物。

　　?為何《有罪推定》？司法的極限與界線

　　我在這本小說當中，創造出了黃粱這樣一個苦苦掙扎、集種種矛盾於一身的辯護人，作為各色案件的觀察�實踐者，同時也讓他承擔起部分案件敘事的任務。小說中的各案件，或涉社會司法議題，或涉人性幽微之處，自是不一而足，但本書六篇故事所指涉的司法本質與困境，則頗一致：

　　現實中的司法，往往是蒼白、無力，而形式化的──雖然它不必須如此，但當代各國在民主制度下的司法，確實都遭遇類似困境。

　　說穿了，司法的本質，是否流於蒼白、無力、形式化，往往繫於其國族的民主法治血脈流淌深淺，其公民群體的自省、自覺能力，以及其司法專業工作者的傲然信念。但無論上述三個因子互動的關係與呈現的結果如何，都不會影響一個事實──司法有其極限，也有其界線；它毋須也不應承載不合理的期待，否則只會造成更多誤解與悲劇。

　　在〈二刀流男孩的存在主義〉中，隨機犯罪與存在的本質辯證；在〈往日重現〉中，對於解離症狀與女性處境的各色迷思；在〈刑法第五十七條〉裡，加害者子女身為「隱形被害者」所須獨自承擔的替代性傷害；在〈他不重〉故事中，精障老者的困境；在〈紅棉線〉裡，家事事件因為種種因素，終演變為刑事案件的哀戚與無力；以及在〈亡命之徒〉當中，司法體系欠缺自信所造成的困境與荒謬種種，都希望呈現出司法作為一種乘載民意想像與期待投射的對象，其極限與界線之所在。

　　黃粱在面對那樣一個沒有「自信」的司法體系與過度期待司法的民意時，就像任何一個對體系還有信念的審、檢、辯一樣，是極其無力的──因為他自己正是體系的一員。雖然有可能透過實踐與抵抗來證立自己的存在意義，但也僅止於此──他終究無能改變體系，也無力扭轉民意輿論的走向。

　　因為無力，所以抵抗；因為抵抗，所以無力。不僅黃粱，所有在司法中掙扎的人們，某程度都是那個重複推巨石上山的薛西弗斯，都陷在那個永難掙脫的超現實夢境之中。

　　至於前面所說的「司法欠缺自信」，則是體現在必須在實踐中（至少暫時性的），拋棄法治理論下種種為人所難解的基礎原理及原則，去仰賴民意鼻息，同時卻又害怕透過判決進行具體的白話說理，與人民就司法的認事用法進行細究、甚至辯論的矛盾之中。那是身為資深辯護人的黃粱親眼所見的病灶，但同時卻無力回天的一種困境。

　　那些民意輿論所想像與期待的司法，正是傳統華文法庭公案小說當中，最愛販售、奠基於「有罪推定」原則的封建「青天」論──從《包公案》、《狄公案》乃至於《施公案》，都透過司法工作者本人準神格化的神通廣大與奮戰意志，以及最終回歸到封建體制權威加持（尤其是當權者垂青特定司法實務工作者），去澈底掩蓋了近代民主法治下，司法制度三本柱的重要性：對基本法治原則的深刻信仰、對事實細節與正當程序的堅持著重，以及不畏說理、進行抗眾（與抗威權）之必要。

　　若從那樣的意涵出發，說這本短篇小說是一本指向現代司法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症狀的「反公案」作品，說不定也算合理。

　　?法律虛構寫作與符碼：虛與實的交錯

　　與法律相關的虛構寫作，有它的先天困境；其中最明顯的，大概就是必須考量到讀者對內容的接受度，但又同時不太違背作者自己的期待。不過，對一個坦誠的作者來說，在那之前或許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寫作當中，讓作者自己找些樂子，同時也設法在虛構的敘事當中，賦予自己（與讀者）一種踏實感──也就是我稱之為透過「扎實的虛構寫作」賦予一種「荒謬的現實感」的筆法。我所心儀的諸多作家中，如卡繆（Albert Camus），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以及一眾日本推理作家如松本清張、宮部美幸（常被稱為社會派推理）與大岡昇平、中山七里（法庭推理）等，都有類似的操作方式。

　　因此，我也試著在本書的寫作中，捏造出一個正體不明的社會群體來進行投射與敘事，然後大量取用、滲入我所熟悉的法律與行為科學知識，以及埋入了一些小小的文學、哲學與流行文化符碼，諸如：特定的流行音樂歌詞，指向某些文學作家及著作，乃至引用了某本經典圖像小說的一句話、甚或小小的動漫典故等，用以自娛娛人，同時也設法給這部作品所建構的世界觀，多一些現實感。

　　至於寫作行文本身，在過程中倒是有些有趣的發展：原本每一個短篇故事的篇幅設定，都遠長於目前的成果（最終一個故事平均約一萬五千字左右）；是在與出版社編輯們來回討論及刪修後，才終於底定了目前的篇幅與面貌。

　　在這裡也真是要感謝寶瓶編輯群，尤其是亞君社長的專業意見及無比耐性；在這種有時我都會對自己感到不耐煩的情況下，亞君社長居然能鞭策我完成本作，實在是功不可沒。

　　

　　?作者已死，抑或遊魂尚存？

　　據說「作者已死」──羅蘭．巴特早在一九七六年所提出的論述，對於我這個各式文本的疲懶且放肆的資深讀者（當然也是詮釋者）來說，向來略有警醒之效──無論是各式中、英文法律、文學、心理，乃至於虛構、通俗文本等的閱讀，我都很清楚：身為讀者，可以選擇是否前往原作者寫作的脈絡領域內，吸取自己解讀文本的養分，抑或做出完全跳脫作者原旨（所謂「作者原旨」，除非作者親臨，否則其實也是另一種詮釋而已）的詮釋或引申。

　　而現在，我自己變成了作者，其實也打算試著去遵循那樣的法則，非必要，不去為自己的作品解說太多──除非真的有人非知道不可（即便如此，作者本身的詮釋，也就只是諸多詮釋版本當中之一而已，未必有比較特殊的地位可言）。換句話說：這本書在寫作完成，交到讀者手上、映入讀者眼簾之時，作者原本想什麼，大概就已經不那麼重要了。身為讀者，你怎麼讀都可能是對的。

　　但盼身為讀者的你，可以從閱讀、接納、解構、詮釋、批判這本小說的每一個故事中，獲得一些樂趣、慰藉，甚或淨化。這樣，身為作者的我，也就於願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