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臺灣考古學奠基者：宋文薰精選集

「人文大師系列」編輯前言

梅家玲（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兼現代中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現代大學」的興起與建制，是教育文化史上劃時代的盛事。它不只引進現代國家的各種觀念與知識，更牽動此後知識體系的重構，教育理念的調整，文學書寫的新變，以及整體文化素養的提升，影響國家社會未來的走向甚鉅。1931年，梅貽琦校長在清華大學的就職演說中曾表示：「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則又清楚地揭示出：能夠開創學風，陶染學子的「大師」，正是「大學」所以形構的重要骨幹。

　　對於「人文」學科而言，「大師」其實還另有特殊意義。我們的文化傳統素來講求「尊師重道」；所尊之「師」，往往不僅止於傳授知識與技藝的「經師」，更是兼具風範，能以其理念襟抱感召學子的「人師」。特別在風雨如晦的年代裡，有心的知識分子身處艱難，卻仍然戮力於斯文。無論課堂教學、研究著述，抑或是文學書寫，在在體現出各自的時代承擔與文化追求，為社會厚植人文根基，也引領國家未來走向。尊之為「大師」，亦屬實至而名歸。

　　國立臺灣大學是臺灣第一所現代大學，自成立以來，即有人文學科之設置。1949年以後，更因兼納來自中國大陸與原本在地的學者，成為戰後臺灣高等教育的重鎮，多年以來，深耕於臺灣的人文教育與學術研究，成果斐然。其間，前輩師長們的開拓導引，自是厥功甚偉。飲水思源，在臺大即將迎來百齡校慶之前，爰有「人文大師精選集」系列叢書之編選。

　　此一「人文大師」系列，係由臺大出版中心與臺大現代中華文明研究中心共同合作進行。2022年間，校方即已啟動百齡校慶的各項活動規劃，其中之一，即是由各學院分別推選若干位「光榮人物」，以供編入臺大「百年榮光」專輯。為此，文學院兩度邀集系所代表召開會議，最後共同推選出二十七位師長。這些師長們的學科領域遍及文學、歷史、哲學、考古人類學，可謂各從不同面向，為近百年來臺灣的人文研究與書寫做出重大貢獻。「人文大師」系列以此為據，精選師長們的個人代表作，彙為專集，選文大致依循以下四項準則：

　　一、能體現其人學術貢獻或文學成就之篇章；

　　二、未曾收錄於相關文集中之重要篇章；

　　三、能呈現其人風骨與時代精神之篇章；

　　四、具有開啟未來研究潛能之篇章。

　　此外，各集主編亦為該集撰寫「導讀」，深論全集之要旨。於是，各冊「精選集」便也並不僅止於「精選」各「大師」的著述而已。選集中或蒐羅佚文，或將原本的外文著述譯為中文，實多有學術研究的參考價值。雖然囿於版權及編者等因素，未必能為每位師長編選專集，仍希望藉此彰顯「大師」之成就、貢獻及時代意義，更為後續的相關研究開啟端緒。「人文大師系列」因此是回顧的，它以感念之心，向惠我良多的前輩師長致敬；也是前瞻的，試圖召喚新一代的學子繼往開來，共同迎向下一輪人文發展的盛世。

導讀?? ?

深耕臺灣考古學（摘錄）

陳瑪玲（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宋文薰院士為第一位臺灣在地的考古學家，也是第一位取得院士的臺灣考古學家。1954年，與張光直首次提出臺灣中西部文化層序的架構，並推動碳十四定年法在考古學的運用，因而成為臺灣史前文化層序建置的奠基者，也是臺灣考古學早期少有的、關注和討論考古學學科與研究分析方法及其發展的學者。1968-69年，與地質學家林朝棨首度在臺灣東部的八仙洞發現了舊石器時代遺址與文化，將臺灣的史前歷史往前推到了舊石器時代，也因而成為東亞地區著名的舊石器研究專家；1980-89年，從事長達九年艱辛的卑南遺址發掘工作，並致力於提倡考古遺址、遺物與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維護工作，對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工作有著傑出貢獻（陳，2015）。他的學術著作與貢獻圍繞這幾個面向發展，此精選集也即以這些面向成果的代表加以選取、收錄與呈現。

　　一、先驅與奠基臺灣史前文化史的建構

　　宋文薰自從任職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後，輔助李濟與石璋如二位教授進行學系的教學與研究計畫的執行，之後更接任「田野考古方法實習」一課的授課職責，因而足跡踏遍了全臺各地與遺址，造就他成為第一位臺灣在地的考古學家（石，1994）。由於他進入臺大歷史學系後，先後跟隨日籍學者國分直一以及在美國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的李濟二位教授學習考古學，因此秉持著發揮與發展科學性與人類學式考古學的研究理念。他雖有著不拘小節、隨遇而安的個性，但在田野時，往往神色儼然，工作要求嚴格、一絲不苟，讓人感受到他作學問的嚴謹態度；同時，他也總是精力充沛、健步如飛，不是自己就是帶著學生時時在遺址四周滿場跑，為的是要理解或解說遺址的環境概況，使自己與學習者能將遺址放在整體區域的環境框架下加以了解與思考，而不只局限於關注遺址、出土器物或發掘上。

　　宋先生有別於所師承的第一代考古學家致力於中國安陽殷墟的研究，他終身盡瘁於臺灣考古學的研究工作（謝，2001），不只足跡踏遍全臺，也幾乎參與了臺灣所有重要的考古遺址的發現、發掘與研究，為臺灣的考古學工作與發展奠下基礎。1949年，初次出田野至大馬璘遺址參與發掘（為臺灣中部新石器時代大馬璘文化的代表性遺址，有石板房舍結構、石板棺及其他豐富器物遺留的出土）；1950年代，參與圓山遺址發掘與研究其出土遺物（現指定為國定考古遺址）；1955、57、61、64年從事了大甲鐵砧山番仔園遺址發掘工作（為臺灣中部著名的鐵器時代番仔園文化代表遺址）；1964-65年，在臺大與美國耶魯大學的合作計畫下（臺大考古人類學系的第一個國際合作計畫），與張光直共同發掘大坌坑遺址（臺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現列為國定考古遺址）、高雄縣林園鄉鳳鼻頭遺址（具多文化層堆積，是研究臺灣西南部文化史最重要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現指定為國定考古遺址）；1967年，推展考古工作至臺灣東部，主持發掘著名的麒麟巨石文化遺址；1968-69年，與林朝棨共同發現八仙洞遺址與長濱文化，1970-71年，從事八仙洞長濱文化的發掘工作（舊石器時代遺址，現列為國定考古遺址）；1980-89年，從事卑南遺址搶救發掘工作（臺灣東部最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幅員廣大的房舍結構、上千石板棺墓葬與包含玉器在內的豐富器物，現指定為國定考古遺址）（陳，2015）。宋先生對考古學的熱忱與醉心，六十餘年在研究工作上的努力與辛勤，成就了他在臺灣史前文化上的豐碩成果與顯譽地位。

　　考古學研究強調文化區與文化史建構的議題，基本上來自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歐美的考古學發展，研究重點在於由物質遺留去理解人群的文化內涵，及其在時間與地理空間上的分布，透過分析一人群文化的特有器物在時空上的分布，辨識出此人群在不同時期的居住地區、遷移路線與這些疊加的歷史，以及與其他人群的互動關係。其背後所奠基的概念為，器物等物質文化是人群日常生活所依，特有的器物往往表徵該人群文化的特質，也反映人類的生活方式、工藝技術與宗教或價值體系等。同時，一些特定的文化特質和要素，或因人群的遷移、互動分享與學習，由其源地向外擴散傳布；而因人群遷移或互動有特定的範圍，故這些特定的文化特質和要素的散布也局限於一定的地理空間，進而形成所謂的文化區或文化圈與文化類型。總之，一地區文化內涵的變動，往往是由於人群的互動學習，或一人群移入與移出一地區的結果。文化，尤其物質與器物的相似和差異，反映著人群間的同源或互動關係；而文化彼此間相似性越高，顯示的是人群間關係與互動的越親近緊密，甚至可能有共同來源。因此，在這樣的學理概念下，考古學家重視物質文化所呈現的特質與風格，以及其間的相似與變異。運用對物質文化尤其器物分類比較的方法，辨識出一系列或一些物質文化的特質、特徵，並進行其時空分布上的辨識與比較，當可勾勒出不同人群與其文化在時間與地理空間上的分布，並排列出其先後次序，描繪出其遷徙路徑，如此即可建立出一地區的文化發展序列與發展史。這種文化史建構的工作，在歐美至1930-40年代，已有了一定的成果，熱潮也開始減退；然而在臺灣，此基礎工作雖於日籍學者在臺時已開啟，但在宋先生的致力下才真正系統性的開展且延續至今。

　　宋先生與張光直多次合作發現與發掘重要遺址與文化，基於這些成果的累積，二人開始根據地質的層位學（探究地層堆積的狀態與先後次序）、器物的形制和製作技術的分析，嘗試建構臺灣各地區的文化發展史與其內涵。他們是繼日本學者鹿野忠雄與國分直一之後，臺灣考古學者中，首先致力於臺灣史前文化發展史與序列建置的學者。後來，由於張光直長期旅居海外，並且轉而關注中國大陸的考古學工作，宋先生就成了當時唯一專注於臺灣考古學研究的工作者，直到第三代新人的加入為止。因此，宋先生被一些學者譽為本土史前史的拓荒者（謝，2001）；而臺灣史前文化層序的架構，也在他的努力下有了相當的雛型與成果，為後續學者的研究奠下基礎與導引方向。

　　此輯收錄了宋先生三篇著作：〈談談臺灣先史時代的範圍〉、〈考古學上的臺灣〉、〈由考古學看臺灣〉，是從他一進入考古學領域，就致力於探討與推介臺灣史前文化內涵與發展史的成果。這些文章對當時在臺灣尚屬新興學科的考古學及其發展，與如何憑藉這學科的研究對臺灣歷史的認識提出貢獻上，都有著較系統的呈現，也展現了宋先生在這些面向上的關注、熱誠與投入。

　　二、推動碳十四測年法的運用與年代學方法論的檢視

　　前一段落提到宋先生與張光直在臺灣考古學發展的早期，合作致力於科學性的考古學發掘與人類學方法的材料分析，以建置臺灣的史前文化史；二人也首先致力將碳十四測年法運用在臺灣的考古學材料分析上，開啟了臺灣和中國考古學碳十四測年法的運用先例，也因此將臺灣文化層序的建構，推入了另一個更明確和更具鞏固基礎的階段，臺灣的史前文化層序與發展史架構也就更精進與清晰（陳，2015）。

　　二人對碳十四測年法的運用，以圓山遺址貝塚與大坌坑遺址圓山文化層出土的碳與貝為初啼嘗試，之後陸續運用在番仔園與營埔等遺址出土文物的年代測定。宋先生為推介此劃時代的科學技術，陸續撰寫、發表了幾篇測年報告與技術說明文章，致力推動此方法在臺灣考古學研究上的認識與運用。不僅如此，其間尚說明與檢視臺灣所使用的相對測年法，讓讀者不只對新的技術有所知曉，更是對臺灣考古學所運用的測年法有整體的認識，並理解不同方法的原理與優缺點。

　

　　此輯收錄宋先生四篇文章：〈臺灣的考古遺址〉、〈圓山文化的年代〉、〈臺灣西部史前文化的年代〉、〈臺灣史前貝塚絕對年代之測定〉，都是當時頗具劃時代性意義的碳十四測年成果與方法的推介與說明文章。

　　三、建置圓山文化與文物系統性研究

　　圓山考古遺址是臺灣最早發現，也是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最早正式進行科學與系統性發掘的遺址之一，同時也是宋先生任職考古人類學系後，初期參與發掘與研究的遺址之一，或可說是他正式以專業學者身分對遺址、遺物與文化分析研究的最早對象。其間可見宋先生與臺灣考古學對臺灣史前時期之遺址、遺物與文化，嘗試建立科學、學術性分析與研究方法的開端與努力。

　　此輯收錄了宋先生三篇著作：〈圓山貝塚民族的生產方式〉、〈本系舊藏圓山石器〉、〈圓山貝塚的陶器工業〉，是他致力於圓山遺址與文化的研究，不只嘗試建立臺灣史前文化的內涵，也是他試圖展現自身考古學研究上的學習與專業能力及成果；同時也為臺灣考古學對臺灣史前時期的研究，尤其是對出土文物的整理與分析，建立起系統性的分析研究架構與方法。這些成果為臺灣史前歷史內涵的建置奠下基礎，並展現了考古學研究對臺灣歷史的史前階段所作的努力與貢獻。

　　四、開啟舊石器時期的發現與長濱文化的研究

　　宋先生的學術生涯有二次大高潮（陳，2015），一即為八仙洞長濱文化的發現，此將其學術成就帶到了一個高峰，同時讓他不只在學術界也在一般公眾上備受矚目，成為家喻戶曉的考古學家。

　　臺大地質學系林朝棨在調查東海岸地質時，觀察到東部海岸山脈北端面向太平洋的一側有許多的海蝕洞穴，推測應當極適合史前人群的居住，或許能在這些地方找到史前人群的遺跡與文化遺留，因此特別留意這些洞穴的調查，並在1968年發現了疑似器物遺留的物件。宋先生對林朝棨的推測看法頗為認同，認為值得在此地區進一步地進行考古學的調查與發掘工作，以確認他的看法與發現，故而在1968年底與林朝棨共同組隊，在臺東縣長濱鄉樟原村（又名八仙洞），對這些洞穴進行考古試掘工作。終如二人的期待，在其中的潮音、乾元、海雷、拱辰、崑崙、朝陽、永安等洞，發掘出了屬舊石器與先陶時代文化的遺留，如打製的石器、骨角器等。這發現不只證明了二人的先見，也為臺灣考古學帶來重大的發現，並在史前史研究發展上賦予了深遠的意義。在此之前，考古學的資料對人類在臺灣島上的出現與活動，最早顯示約只有五千年左右的歷史。此一發現，不只是舊石器時代的遺址在臺灣的首度發現，同時將臺灣的史前歷史由新石器時代拉到了舊石器時期；並且，其年代後來經碳十四的測定，最早可至距今一萬五千年（近年的資料甚至拉到三萬多年）前。此不但將臺灣的人類歷史拉長了將近三倍，並且使臺灣作為一島嶼，不論是在地質或考古學的研究上，都從一孤立小島的區域地位提升到一大陸區域或陸島相連的空間框架，拓廣了區域研究的地位。

　　此輯收錄了宋先生三篇文章：〈長濱文化─臺灣首次發現的先陶文化（簡報）〉、〈臺灣八仙洞舊石器文化的發現及意義〉、〈臺灣舊石器文化探索的回顧與展望〉，都是宋先生面對學術界與公眾對於長濱文化發掘與研究成果的熱切關注和期盼，所進行的推介與說明的文章，也是臺灣首次論述舊石器時期遺址發掘成果及文化內涵的著作。